二、朱熹视史学为经学的附庸
    经过殷周长时期积累，源自巫史文化的我国古代史学在春秋战国秦汉时形成为第一个高潮，《史记》就是这个时期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第一个大师。司马迁虽然与他父亲司马谈“先黄老、后六经”有所不同，对孔夫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是尊敬的，将由前此官府（主要是史官）编篡成功的“六艺”即六经，作为引用古代载籍的一个“考信”的标准。司马迁这样做，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坚持史学为一门学科而无任何依附于孔夫子或儒家的意图。
    由于浙东事功派入经出史，从史学中形成为自己的事功思想，因而对《史记》，对司马迁，就格外尊崇。然而，这却激起了朱熹的极大不满：
    先生（朱熹）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吕祖俭）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⑥
    朱熹对苏轼苏辙兄弟可以说是深恶痛绝的（我在《苏轼“蜀学”与程颐“洛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⑦一文中曾经涉及，兹不多赘）。诟詈这两兄弟“肆无忌惮”。可是由于苏氏兄弟都对司马迁不敬，于是朱熹立即予以援引，并由此批评尊奉司马迁的吕祖谦吕祖俭兄弟：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即苏辙）《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
    朱熹之所以如此称赞苏辙的这几句话，在于由此论证程朱系统的“王霸义利”学说“ 三代以道行”而已！朱熹之所以贬抑司马迁则在于：
    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 ……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 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朱熹不但贬抑司马迁，而且连前于司马迁的又一史学名著《左传》，亦在其贬抑之列 ：
    木之又问：“《左氏传》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如说道理，全不似 《公》、《谷》。要知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大率《左传》只道得 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
    朱熹给左丘明扣上“趋炎附势”的帽子，《左传》从根本上被否定了。朱熹之所以贬 抑司马迁、左丘明，否定《史记》、《左传》，依然是在于论证程朱系理学的三代以下 、汉唐以霸道把握天下这一命题。归纳上述，朱熹之颂扬苏辙的《古史序》，贬抑司马 迁、左丘明，是用来论证程朱系统的历史倒退论的历史观！
    “鹅湖之会”上陆九龄九渊兄弟面折朱熹，朱熹对此耿耿于怀。对朱熹来说，陆氏兄 弟的“禅学”自然是厌恶的，但是对于蒸蒸日上、声势日振的永嘉永康之学则更是怵目 惊心，震惧不已的：
    先生尝说：“陆子静（即陆九渊）、杨敬仲（即杨简）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净洁病底。 又论说道理，恰似闽中贩私盐底，下面是私盐，上面以鲞鱼盖之，使人不觉。”盖谓其 本是禅学，却以吾儒说话遮掩。⑧
    金溪之学（指陆氏之学）虽偏，然其初犹是自说其私路上事，不曾侵过官路来。……今 永嘉（指永嘉事功之学）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头没尾，又不及金溪。⑨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 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
    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 孔孟，只说文中子（即王通）。可畏！可畏！
    根据这一形势，朱熹看到陆九渊与自己的分歧是理学内部的事情，可以放到一边，而把火力集中到浙东事功派，集中到功利主义。于此可见，朱熹的思想嗅觉是极其灵敏的 ，对理学非理学的界限极其清楚，而以此界限为基础的恩怨，谁是主要的对立面也是极 其分明的。
    综合以上的叙述，朱熹所代表的理学正统派以浙东事功派作为其思想领域中主要对手，而这个主要对手的功利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史学，于是朱熹就溯流探源，对司马迁《史记》甚至还捎带上《左传》极尽其武断歪曲之能事，以反对史学。朱熹的这个做法是否要彻底否定并进而销毁史学？倒也不是，朱熹的意图是，把史学视作经学的附庸，更加具体地说，把史学作为为理学服务的一个工具。这一点，早在他乾道壬辰（1172）年 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中即有所反映。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是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胡安国绍兴年间完成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二书的基础上，“别以义例，增损隐括”编篡成功的。朱熹在为是书写出的序言中说：
    若两公述作之本意，则有非区区所敢及者。虽然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 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 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