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陶二人从来都不忽视理论，且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 只是就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状况而言，在史料搜集工作尚未系统深入开展的情况下，谈 理论建设既不可行也没有任何意义，所谈只能是空洞无物的。他们在对社会史论战深刻 反思之后得出的这一认识，比之傅斯年等人的唯史料主义显然更为全面。由此看来，史 学的每一步迈进都是在修正与改进中完成的，尽管可能会有曲折和迂回，但前进的总方 向不会改变。
    除了在办《禹贡》和《食货》上引为同调，顾颉刚与陶希圣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的认识 ，促使他们在学术和社会活动中多次合作。
    长期以来，顾颉刚一直有一个萦绕心头的夙愿，即编著一部全新的《中国通史》，用 以说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演进的历史，增加国人对于本民族前途的自信心。抗战时期， 外敌入侵使他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创办《禹贡》半月刊，发起禹贡学会，致力于地理 沿革史和民族演进史的研究，这一系列的工作正是为了给《中国通史》的撰写建筑一个 坚固的基础。顾颉刚对《中国通史》重要意义的认识与陶希圣不谋而合。1931年“九一 八”事变爆发之际，北平史学界在北平图书馆召开会议，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 国难当头“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就是编著一部中国通史，陶希 圣即是其中的参与者（注：《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联经出版社1980年版，第286页 。）。为了这一共同的理想，二人各自努力，如顾颉刚所言，禹贡学会与食货学会“所 研究者虽为部分之中国史，而实际不啻为中国通史筑一坚固之基础”（注：《禹贡学会 募集基金启》，他认为《禹贡》半月刊4卷10期。）。为了“督促中国通史之早日出现计 ”，陶氏又联合禹贡学会发起创办《史学月刊》，已商定好由亚新地学社出版，只因时 局突变，该计划被搁置起来。
    顾颉刚与陶希圣还另有一些学术上的合作。1935年顾颉刚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聘 为历史组主任，上任后遂聘陶希圣、钱穆、吕思勉等人为史学研究会会员。1936年顾颉 刚约会陶希圣、冯友兰、白寿彝、张荫麟等人，在《申报》办《星期论坛》，于1937年 1月10日发刊。（注：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顾颉刚对陶希圣的学术成就格外推崇，如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他对陶希圣在社 会经济史领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 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 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 社会，所以成就最大”；“郭先生的贡献偏在破坏伪古史上，而陶先生的贡献却在揭发 整个中国社会史的真相，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 了相当的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尚在草创时期，最近的趋势，似乎已经 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 实在不可埋没”。（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 -93页。）这些对陶希圣褒赞的话语曾被称为“糊涂看法”，是“不从事革命斗争的纯 学术观点的反映”，从中“看出了一心躲避革命，专心学术，正是顾先生一生学术事业 的致命伤”，（注：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0页。）这 是尚未摆脱“左”的束缚时难免会有的结论，但却从一个侧面反证了顾氏对陶氏的评价 是纯粹从学术角度出发、不掺杂任何政治色彩的，因此是较为客观的。
    综上所述，禹贡派和食贷派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学术关联，这种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揭 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及走向。这种关联的产生也绝非偶然，它是一代 学人对中国史学发展做出的相同思考。以往我们的思想受到种种束缚，轻易地给某些学 人、学派贴上含有政治意义的标识，随后便将其打入历史的大牢幽禁起来，这样不仅妨 碍了对这些学人、学派本身进行客观的评价，而且限制了对当时史学整体面貌的综合考 察。今天，当我们用学术和政治分离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被打入历史冷宫的个案时，我 们发现历史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