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食货》的振臂高呼相比，《禹贡》对史料搜集整理的提倡则显得较为低调，而以 往人们对《禹贡》的关注也多集中在其激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谋救亡图存之学一点 上，很少从学理上探讨这一学术刊物产生的原因。西方学者施耐德注意到这一问题，他 特别提出，《禹贡》的创办并非仅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和顾颉刚本人的研究兴趣，“另 一重要促进因素是对史料（包括人文学和自然地理学）积极关心的学术趋向--肇端于社 会史之辩论”（注：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台）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第3 03页。）。这一提法是有道理的，社会史论战的落幕确实开启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即从理论的争辩转入史料的细致搜求。如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当时活跃的三支主要力 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二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学 派，（注：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在论战后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以后，继续在甲骨金石方面下大力气；吕振羽利用神话和考古学知识研究殷以前的 古代社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致力于清代大内档案中经济史料的整理；《食货 》则倡导“在历史著作以及文集笔记小说等成书里”（注：《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1期 “编辑的话”。）找寻材料。对此，嵇文甫总结说：此时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 讨时期”（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嵇文甫“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顾颉刚以考辨古史起家，走的是考据之路，此时“古史辨”的工作虽然没有停止，但 已经不是重点，工作的重点转向地理沿革史及边疆、民族问题。顾氏办《禹贡》、治地 理沿革史仍沿袭古史考辨的老路，主张“地理方面实在不知道保存了多少伪史，我们也 得做一番辨伪的工作才好”（注：《禹贡》半月刊4卷6期“通讯一束”之24“赵贞信来 信”之“编者按”。），和“古史辨”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禹贡》创刊号上订立的 治地理沿革史的工作计划有：编一部可以供给一般史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 地理沿革图；编写历史地名大辞典；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没有提出理论建设的宏 旨，全部是踏踏实实的基础工作，其中一件是要从古代的地理书籍中辑录出供各类专题 研究所用的史料。有读者建议《禹贡》应刊发一些理论文章，顾颉刚的答复如下：
    承示应作理论文字，同人固未尝无同感，然一种人自有一种人之才力，所谓‘鹤胫虽 长，断之则悲；凫胫虽短，续之则忧’，天分如此，无法矫揉。本会同人大率朴学，不 擅以华辞相号召，故本刊所载，通论绝少。然此实非办报者所应有之态度，甚望能作理 论文字之人肯加入本会，达出同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言者，使同人之工作得以博得青年 界之同情，他日将以民族史与疆域史之研究结果灌输于民心，而激发其保国保种之血诚 。（注：《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讯一束”之48“齐健来信”之“编者按”。）
    顾氏所称会中同人“大率朴学”、“不擅华辞”，正是禹贡派学人的治学特点。但是 ，顾氏及禹贡派同人并非忽视理论，他们只是认为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谈理论建设为时尚 早，学术发展和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都不完备，踏踏实实地搜集整理史料才是切实 可行的第一要务。王毓铨曾经专门和顾颉刚讨论过此问题。王氏批评陶希圣领导的《食 货》忽视方法论，并指出，“从单纯找材料之风起，有许多人都变成简单的技术人员了 ”，《食货》是始作俑者，他希望《禹贡》“不简陋如此”。（注：《禹贡》半月刊4卷 10期“通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顾颉刚则坦言：“我们这个刊物，专事收集 材料，没有什么理论，实在是一个缺点”，之所以依然保持这个态度是因为客观条件的 不允许，在“材料的搜集已获得了客观容许的条件”时，《禹贡》半月刊坚持以收集材 料为先的办刊方针是正确的，因此它能够存活且日益成长。顾氏反对无事实基础、空发 议论的做法：
    伟大的理论决不是不负责任的谈话，必须有事实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够干燥的。…… 倘使大家不肯沈潜于这种机械的工作，专喜欢发大议论，则既没有事实的基础，只有相 率作策论八股；学问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意味？（注：《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 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之“编者按”。）
    并进而指出：“我们现在的机械工作为的是适合事实，我们将来的成就是要创造理论 。……我们这班人也许因为机械的工作做得太久了，此生此世更无建设理论的希望，可 是只要我们留下来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也就足以供给将来理论家的采取。”除了史学 自身发展的限制，顾氏还提到战争造成的生活不安定也决定了研究工作只能以搜集材料 为主。“再有一件当前的大困难，就是生活的不安定。在这‘大队敌机嘎嘎声里’，连 王先生写这封信时也不能‘详为申论’，何况建设起学术的理论！只有机械工作还能勉 强地进行”。（注：《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之“编者 核”。）
    顾颉刚把《禹贡》半月刊及禹贡派同人的工作比作“烧砖瓦的呆板工作”、“一堆堆 的铺地的石子”，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食货》所标榜的“一片小本厂”，都是甘为 铺路石、材料厂，为理论建设提供素材。在这一点上，《禹贡》与《食货》学术主张的 一致性是再明白不过的。需要指出的是，陶希圣和顾颉刚对史料搜集的强调，不同于傅 斯年等人所阐发的史料对于史学的意义--“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注：傅斯年：《历 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越》，他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1928年10月。）， 而陶希圣对史料与理论、方法之关系的认识是比较辩证的：
    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可以 产生，理论并不是尽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 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 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 甚至于不能产生。（注：《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编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