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12月10日，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古史学家、不列颠学院伊利莎白·劳逊院士，在圆满完成了她在南开大学的讲学和对中国的学术考察后，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噩耗传出，学界震惊。对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者来说，劳逊的去世尤其令人痛惜，她是英国第一位应邀来中国讲学的国际知名的古史学者，也是第一位参加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并在大会上发言的西方第一流的古典学者，同时还是一个对中国和东方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国际文化人。因此，当她在华去世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她在古史研究中的成就和对中国的友谊，以表纪念之情。
    一
    1934年，劳逊出生于伦敦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剧作家，其母是一个有着斯巴达血统的妇女。年纪稍长，她进入圣保罗女子学校，后入牛津大学索麦维尔学院，师从著名学者伊索贝尔·亨德松，研究人文科学，并以优异成绩于1956年毕业。从1959年到1980年，她一直在剑桥大学的新学院任职，先后担任过该院的研究员和讲师。在其从事古史研究的前10年里，她一方面因为身体欠佳，一方面也因为持严谨缜密、厚积薄发的学风，很少发表论著，直到1969年才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参考了从古代到近代的大量论著，在深入研究有关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勾勒出斯巴达形象在欧洲历史上的变化及其对欧洲思想发展的巨大影响。这不仅是一部完整的关于斯巴达研究的学术思想史，而且揭示出斯巴达研究的变化发展与社会潮流的关系，充分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出版后受到学者们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此后，劳逊转向罗马史研究，从1971年开始，她关于罗马史的论文连续在西方的学术权威杂志如《罗马研究杂志》、联邦德国的《历史》、《英国罗马研究院论文集》上发表，这些论文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包括史学史、戏剧、经济、哲学等各个方面，但集中探讨的是罗马和希腊的文化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文化与历史发展趋势。这些论文的基本特点是：注重对相关史料的深入分析和考证，在下断语和作结论时十分谨慎。劳逊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做出概括，但历史概括如果不建立在微观考查基础上则是空洞和毫无意义的（注：劳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Elizabeth Rawson,The Intellectual Life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伦敦1985年版，序言，第9页。）。所以，她更多地发表学术论文，力图通过对一系列专题的研究来重现更加广阔的历史画面。
    1975年，劳逊在罗马史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西塞罗》问世。在此之前，西方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西塞罗的著作，有些如斯托克顿的《西塞罗政治传记》、格尔采尔的《西塞罗》等还相当有分量。劳逊在其书的前言中说，她所以又写西塞罗，并不是想在关于西塞罗的大量论著上再给读者增加负担，而是因为从50年代以来，有关西塞罗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她希望能把这些新的成果介绍给普通读者。然而，细观全书，她决不仅仅是介绍新成果，而是在深入研究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把西塞罗准确地置于晚期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全面考察西塞罗一生的行为和贡献，特别是将他文化上的来自时代而又高于时代的特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注：劳逊：《西塞罗》（Elizabeth Rawson,Cic-ero），布里斯托尔1983年版，序言，第6页。）。对于现代学者一些不着边际的假设，她一概舍弃。著名古典学者拉奢在评价《西塞罗》时说，首先，劳逊理解共和国，任何人都没有她那么准确地总结共和国的特征。其次，她显然研究了西塞罗的所有著作，但抛掉了现代学者的假想，所以她的结论不会让学者们吃惊，也不会让一般读者误入歧途。最后，她意识到西塞罗对荣誉的贪恋，并同情他的人道主义，认为西塞罗不仅是一个政治动物，而且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注：拉奢（W.K.Lacey）的评论见《罗马研究杂志》，1976年。）。尽管关于西塞罗的著作迅速更新，劳逊的《西塞罗》却引人注目，深受欢迎，1983年由布里斯托尔古典出版社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二版。
    1980年，劳逊离开了她曾工作过21年的剑桥大学新学院，重返母校，任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的古代史导师，成为该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教师。正是在这里，劳逊的才能得到了学界同行和牛津校方更充分的承认，而她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除了担任学院的行政工作外，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和写作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给《牛津古典世界史》、《剑桥古代史》等大部头著作写稿，还参与了《剑桥古代史》第9卷的主编和组稿工作。更为重要的是，1985年她的代表作《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由伦敦著名的达克沃斯出版社出版。关于这一时期罗马的文化发展，西方学者本来一直十分关注。早在20世纪前半期，德国学者科罗尔就已经出版了《西塞罗时代的文化》，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了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并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时隔半个世纪后，劳逊重写共和国晚期的文化史，必须既推陈出新，承先启后，又别具匠心，另辟蹊径，因而难度很大。劳逊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历史学家，她把晚期罗马共和国文化的发展放在罗马扩张及希腊—罗马两大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来考察，力图揭示其一般的发展趋势。全书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罗马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大量的史实，分析了希腊文化对罗马的渗透、罗马人对希腊文化态度的变化、罗马文化和意大利文化的关系、文化生活的机制等历史学者和文化学家都十分感兴趣的问题。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罗马文化各个领域的成就及其特点，涉及当时所存在的各个学科，勾勒出共和国末期文化发展的广阔图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适当地回避西塞罗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从表面上看，这部著作成了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而缺少王子的《哈姆雷特》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如果将西塞罗纳入书中，全书势必要以他为中心，这样不仅可能与科罗尔一书重复，而且可能使揭示罗马文化总趋势的设想不容易实现，很难体现出劳逊作为历史学家的特点。因此，该书的评论者哈第认为，淡化西塞罗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决定，并且宣称，这本书对一系列领域的古典学者都是基本读物，很少有人能够掌握劳逊研究过的那么多材料。如果人们想理解西寒罗，那就应该充分理解西塞罗所处的时代（注：哈第的评论见《罗马研究杂志》，1987年，第212-214页。），《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恰恰在揭示西塞罗时代文化的社会基础与历史背景方面远远超过了前人，成为这一领域的又一部经典之作。
    《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以及她的一系列论著终于确立了劳逊在古史学界和整个英国学术界的地位。1988年，她入选不列颠学院。这是英国学人能够期待的最高荣誉。劳逊十分珍惜这一荣誉，但不因此而改变自己温和谦厚的一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