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劳逊古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她对古史专业的献身精神和勤勉自律，以及在钻研问题时包容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在她看来，深入了解古代世界是一个艰苦和长期的过程，它需要人们对文献有细致入微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审慎地建立起复杂的图景，她关于晚期罗马共和国的一系列论文都具有这一特点。这些论文，如前所述，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不仅论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史料的使用上更是孜孜以求。
    以《恺撒的遗产：希腊化世界的国王和他们罗马的同辈们》一文中，劳逊根据她所掌握的大量资料，深入分析了罗马人对待王政和君主制的态度，匡正了史学界流行的一些误解和模糊观念。凡是研究过这一时期史学史的人都知道，在古典作家的笔下，罗马人自从废除王政后，一直十分憎恶君主制。可是，劳逊在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料后指出，事实真相并不完全如此。罗马人对待国王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公元前2世纪末期之前，罗马人对大肆铺张、讲究排场的东方国家的君主们既敬畏又羡慕。表面上看，罗马人，特别是罗马的使节们，对这些君主颐指气使，骄横异常，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似乎是国王的绝对敌人。但在骨子里，他们这样做时，恰恰表明他们期望有比君主更高的地位。但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先后消灭了近东的各个君主国，希腊化世界的国王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争相讨好罗马人，且极尽谄媚之能事，国王在罗马人眼中不再是可钦可羡的大人物，而变成可鄙可怜的小人了。只是到了这时，罗马人才真正开始鄙视君主制（注：劳逊：《恺撒的遗产：希腊化世界的国王和他们罗马的同辈们》（Elizabeth Rawson,Caesar's He-ritage:Hellenistic Kings and Their Roman Equals），《罗马研究杂志》，1975年，第148-159页；后收入其论文集《罗马的文化与社会》（Elizabeth Rawson,Roman Culture and Society），牛津1991年版，第169-187页。）。通过这篇文章，劳逊告诉人们，我们对古典作家的记载并不能过于迷信，他们也会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有意无意地掩盖真相。而今人要想识破这种假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劳逊关于罗马财产的论文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她承认罗马人仍把土地视为最重要的财产，但土地的频繁转手，说明当时地产的市场化及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比较高，在个别领域，罗马的经济也许比近代西欧还要复杂。她同时证明，由于土地的频繁转手，大地产的发展受到限制，罗马的一些土地所有者在罗马城周围也只能拥有面积不大的小块土地（注：劳逊：《西塞罗时代的贵族及其财产》（Elizabeth Rawson,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Its Properties），芬利主编：《罗马财产研究》（M.I.Finley ed.,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剑桥1976年版，第85-102页。后收入劳逊的论文集《罗马的文化与社会》，第204-222页。）。尽管主编芬利有意识地删去了某些段落，但劳逊所提供的史料仍足以让人对芬利的原始派观点表示怀疑（注：这一点是劳逊在南开大学讲学时告诉笔者晏绍祥的。）。后来的研究证明劳逊的看法比芬利那种概念化的分析更具说服力。今天，学者们多承认，罗马的经济远比希腊复杂、先进得多（注：加恩西等主编：《古代经济中的贸易》（P.D.A.Garnsey et al,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剑桥1983年版，霍普金斯所写的导论部分。）。
    当然，最能表明劳逊治学特点的是她的巨著《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这不仅是因为它史料丰富，还因为它所体现的方法和观点。她全面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各种史料，对历史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她对希腊罗马文化关系的阐述，对意大利罗马化程度的描绘，对文化人与其保护者、读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对这一时期罗马文化在各个领域中的变化与进展的论证与概括，无不给人以启迪。在她看来，希腊文化给罗马文化发展的影响固然巨大，但不管希腊文化表现得多么先进和优雅，都必须符合罗马人的要求，与罗马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相适应。劳逊指出，事实上，罗马人大规模地吸收希腊文化，尤其是大批罗马人前往希腊求学的时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晚得多，数量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罗马文化的发展，更多地仍依靠内部的发展而不是外来的影响。
    劳逊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她把古典文化视为欧洲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注意探讨古典文化对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无疑是她的第一部著作《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通过这部著作，她不仅揭示出斯巴达国家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而且注意到斯巴达在希腊人、罗马人、中世纪和近代历史上形象的变化。她强调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人们对斯巴达的评价也颇不相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是斯巴达本身发生了变革，而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历史有不同的要求所致。因此，古代和近代、过去与现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传统固然给近代以巨大影响，但近代历史的变化更促使人们注意古代社会的不同侧面。这样，劳逊通过有关斯巴达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揭示出古代与近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涉及历史与时代的关系等重大的理论问题。为了写出这部著作，作者花了近10年时间，参考了大量古代和近代的各种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仅是历史的，还有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政治的作品，不仅有正规的学术著作，而且有民间的小册子与通俗读物。她继承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对斯巴达持较为严厉的批判态度，对其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多地着眼其消极方面，对那种假学术之名，实际上服务于政治需要而不惜歪曲历史事实的人和事深恶痛绝，因此，纳粹德国时期的种族主义古典学被她批得体无完肤。她的这部著作一问世就引起了很大反响，《近代史杂志》、《书评文摘》等都发表了评论，对其贡献表示肯定。直到今天，它仍被视为最好的关于斯巴达史的著作之一。
    劳逊长于跨学科的综合考察。她研究的重点虽是晚期罗马共和国，但她从未忘记希腊。希腊的历史与文化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在研究罗马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时，她把希腊化时代君主制对罗马的影响细致入微地刻划出来，而在探讨斯巴达形象的变化时，她又能把罗马历史变迁与罗马人对斯巴达的不同观点联系起来。在南开大学讲学期间，她对希腊罗马史并重。她还打算回国后，进一步研究罗马戏剧和荷马史诗。这种希腊罗马史兼通的情况在西方学者中当然十分常见，但劳逊所选择的领域——晚期罗马共和国史，似乎与她的这一特点有联系，否则她无法准确地揭示希腊的文化与制度对罗马的影响以及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态度。她的跨学科考察的另一特点是对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整体把握。戏剧、演说、史学史、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材料，都被她吸收、消化后用于说明历史的发展。我们只看看她的著述目录，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显著特点，而《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无疑是这种综合运用史料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