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记》的研究历代相继不绝，迄今为止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不同时代的《史记》研究都有其特点，汉魏六朝人对《史记》的发现、介绍和传播，唐人以注释方面的贡献为大，宋明以议论品评见长，清人又以考据取胜，所谓各有千秋，各擅其长。但《史记》研究的真正辉煌却在20世纪。本文拟将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五个时期，依次探讨其特点。
    一、承前启后时期
    这一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下限以新中国成立为界。此期的《史记》研究，大都还是沿袭“乾嘉之学”，研究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校勘、考证、训诂意义、评注诸方面，但此时的史学界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启超“史界革命”，顾颉刚等的“古史辨派”都对封建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在这一背景下，《史记》研究取得了多方面成果，如崔适《史记探源》，魏元旷《史记达旨》、李笠《史记订补》、杨启高《史记通论》、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齐树楷《史记意》、李景星《史记评议》、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靳德峻《史记释例》、张鹏一《太史公年谱》、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施章《史记新论》、朱东润《史记考索》、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都是有影响的著作。其他如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鲁迅、范文澜、吕思勉、余嘉锡、罗根泽、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郑振铎等著名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程度不同地论述了《史记》。此期的《史记》研究特点是：
    1.深化传统课题。多数学者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对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文化的全面系统清理总结，其气魄之宏伟，识力之超人，态度之严谨，罕有其匹。同时，《史记》构成一种范式，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业，后世丰厚著述，沿波讨源，莫不宗于此。梁启超称司马迁为“史界太祖”，鲁迅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除从整体肯定《史记》的价值之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比前人有了进步。就纪传体体例而言，梁启超、蔡尚思等不仅充分肯定了《史记》创造纪传体通史这一贡献，而且初步挖掘了《史记》体例的丰富内涵及其五体结构在社会史等角度上的结构意义。关于《史记》的成因，徐浩、杨启高、李长之等从司马谈遗命，司马迁壮游各地，李陵之祸影响，司马迁个人素质，汉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各个方面进行考察，比前代更为周全细致。至于《史记》文章风格，李长之从司马迁人格入手进行探讨，使这一问题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2.考证又上一层楼。王国维对司马迁的生卒年的考证，顾颉刚、李长之对司马谈作史的探究，余嘉锡对太史公书亡篇的考释，鲁实先对《史记会注考证》的驳议，朱东润对《史记》断限、伪窜等问题的考索等，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关于司马迁生卒年的考证以王国维贡献为大。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给司马迁制定了一个年谱，经过严密的系统考证，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至于卒年， 认为“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另外，李长之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此两种观点影响甚大，波及后世，至今也还是不易推翻的“一家之言”。
    3.西学东渐为研究输入新观念。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国外的先进学术学说为一些先进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产生了新思想、新观念，它们直接反映到学术研究。如直接导致了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在《史记》研究中，西学东渐的新思想、新观念也被引入用来阐释和分析《史记》的潜在意义。如潘吟阁的《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第一次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新观点和新话语系统的诠释《货殖列传》所体现的经济思想。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联系国际国内经济事例对《货殖列传》作了新的评论。“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在评论《史记》时也渗透着这种新思想。
    4.开拓一些新的领域。这个时期的《史记》研究，除了对一些传统课题进一步深化研究外，还注意开拓一些新的领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和考察《史记》。如关于司马迁的思想的探讨。程金造的《司马迁崇尚道家说》和张鹏一的《史记本于公羊考》，都注意到了司马迁思想的复杂性，从多个侧面论述了司马迁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很有新意。齐树楷《史记意》用“势”来阐释《史记》意旨和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发前人所未发。这些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史记》的研究已逐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开始注意探寻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层规律。前面已叙及的潘吟阁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探讨，证明了西学东渐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对《史记》研究有着拓展领域的功效。
    另外，此期的《史记》普及工作也有较大成就。梁启超对《史记》读法的论述、指导，也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前半叶的《史记》研究，无论是对传统课题的深入研究，抑或是对新领域的开拓和发掘，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就为新中国的《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