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见成效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跨入了新的时代。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全新的思想观念。《史记》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史记》研究的初见成效时期，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的许多新特点。
    1.广大文史工作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使《史记》研究焕然一新。人们不仅从《史记》本身出发来研究《史记》，而且把《史记》放在西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环境中去分析，放在整个史学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乃至于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上去认识。这样，对司马迁史学的伟大功绩和《史记》的杰出价值，作出了高度评价。如翦伯赞《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中国青年》总57期）一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一全新思想、全新方法研究《史记》，分析了司马迁“不朽”的原因，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文史哲》1955年11期）、《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文史哲》1956年1期）等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司马迁的编纂学进行评价，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外像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的体现。
    2.许多学者在宣传普及方面作出了努力，他们的文章深入浅出，语言平易明快，对司马迁的思想、生平以及《史记》的价值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荣孟源、尚钺、李长之等人都撰写了通俗性的评价论文，从而形成了一股普及《史记》、宣传司马迁的热潮。《文史哲》杂志发表了大量研究《史记》的论文，尤其是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史记》，为《史记》爱好者提供了完善的本子。
    3.本阶段学术空气活跃，围绕司马迁的生卒年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郭沫若首先发难，他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对王国维考证的太史公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提出异议， 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郭沫若的文章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王达津完全赞同“建元六年”说，并列举一些事实，进行了具体的论证。程金造《从史记三家注商榷司马迁的生年》（《文史哲》1957年第2期）一文，则列举大量例证，反驳郭沫若“建元六年”说， 认为司马迁生年应为汉景帝中元五年。郑鹤声《司马迁年谱》书后附有《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一文，也坚持“司马迁生于中元五年”说。
    4.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许多学者已经运用历史比较法对《史记》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把《史记》与先秦史学进行对比，与《史记》以后的史书作对比，与希腊史书作对比等，提高了对《史记》价值的认识。如齐思和的《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一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通过历史比较认为，“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5.研究工作全面展开，重点向思想性、人民性、艺术性等方面倾斜。不仅有传统课题，如校勘、考证、评注等，更为重要的是，广大文史工作者开始对司马迁的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多方面研究，《史记》研究重点向思想性、人民性、艺术性等诸多全新的方面倾斜。如许多学者对司马迁的哲学思想进行探讨，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和任继愈《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新建设》1956年6期）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代表作。侯氏认为， 司马迁的自然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观，这种唯物观直接反对指斥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观也包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的因素，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之一。”该文同时认为，司马迁重视普能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和极大作用。《史记》大量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反映了司马迁把普通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进步观念，这是史无前例的。对于《史记》的艺术成就，本时期开始用新的文学理论思想进行评论。如季镇淮《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从“实录”到典型化》，从“实录”和典型化的角度对《史记》人物传记进行分析。这种对传记人物的文学艺术特征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开掘认识《史记》的艺术价值。冯其庸、任访秋、高亨、苏仲翔等，都对《史记》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探讨。其外，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史记》的语言艺术特征。如殷孟伦《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文史哲》1955年第12期）其中有一节专论《史记》的语言艺术，卫仲潘《司马迁的讽刺语言艺术》（《文史哲》1958年第2 期）专门探究了《史记》的讽刺语言。
    另外，陈直对《史记》名称及《史角》早期传播情况的研究，程金造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贺次君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也都颇有成就。
    由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引入，这一阶段的《史记》研究呈现出全新的繁荣景象，拓宽了《史记》的研究领域，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和贡献，提出了许多新颖见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是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一大新变。这一新变的主要成就不仅仅在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更主要的在于它的草创初功，在全新的视角下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标示了自此而后《史记》研究进程的方向，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史记》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研究。本时期的许多学者由于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史记》时出现了过分拔高、美化的倾向，有人认为司马迁的著作“充满了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人认为司马迁是“人民的歌手”，“人民历史的创造者”，这些都是用今人的思想改造司马迁，有待进一步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