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研究从三个层面切入。一，在传统大课题的范围之内，从微观角度将研究细致化，小问题大深入，并引发一些新的视角，新的领域，从而以内涵的横向增长促进研究的深入。如关于《史记》文学成就这个热点问题，从微观的视角出现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如关于《史记》的讽刺艺术，心理描写、浪漫主义、抒情特征、民间文学色彩，深入挖掘了各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二，研究层面的深化。前代研究，由于各方面理论的欠缺，易趋于表面叙述的研究，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力度。而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学术理论大量介绍到中国，研究者自身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史记》研究开始理性和理论化。研究问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抓住问题的关键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层面，而非隔靴搔痒式的泛泛而谈和一般性的叙述话语。如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论著中从“宣汉”角度入手，对《史记》的创作主旨进行了新的深入分析；还从“构建独立学说体系的著述宗旨”、“从多元文化格局到独尊儒术的历史转折”、“平民阶层政治要求的反映”、“拥抱全民族文化的胸怀”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史记》久远生命力的奥蕴。杨燕起将马司迁的历史思想概括为通、变、理、势四个方面，并认为“势”是其核心，这一指向事物发展的带有规律必然性的总趋势，一指向某些历史人物在其活动其限内作为历史背景的具体时势。“势”就是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三，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一元化易导致中心话语的话语霸权，从而使研究局限在少数人和小领域，研究问题易趋于单调和片面。而改革开放后，充分的解放思想，多元化的研究格局逐渐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层，思想活跃。多元化要求多元的各方面都彼此尊重和承认，对其它方的存在给予一种包容，而非一元化的侵略和占领，允许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且它们在生存地位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史记》研究的多元化，使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大胆探索创新，各种观点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它们相互对话和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可以充分认识到研究问题的各个侧面，从而推进对问题的认识，以研究的丰富性和立体性使研究走向深入。
    3.研究方法日益改进和多样化。从两千年来的《史记》研究整个历程来看，方法论是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引入《史记》研究，广大研究者以之作为指导思想，使《史记》研究走上了科学化道路。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司马迁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评价，却成为人们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断章取义的曲解和肤浅的机械运用，其中也走了很大的弯路。本时期在方法论方面取得了以下成就。
    （1）纵横比较的方法。将《史记》放在整个汉代文化， 中国文化，乃至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上进行考察，在此大背景下纵横比较。其要有三：一，将《史记》本身篇目进行比较，如将《儒林列传》与《游侠列传》作比较；二，将《史记》与前代史书、后代史书作比较，与文学著作如《离骚》、《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以及唐传奇、诗歌、戏曲比较；三，将《史记》与国外史学作比较。如将司马迁与古希腊史学家、悲剧家比较。
    （2）艺术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 这种普遍真理在《史记》研究中广泛运用。用艺术辩法探讨《史记》的实录与想象，丰富性和整一性、共性与个性、虚与实、疏与密、奇与正等二律背反却又相反相成的艺术特征，既全面又深刻。
    （3）国外新方法的借鉴和运用。系统论、符号学、 价值论等国外新方法引入《史记》研究，注入了全新的活力。由于使用的是国外新观点和新方法，从事的是开创性的研究，许多观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当然，这决不是将国外的新术语、新名词、新理论简单地嫁接到《史记》研究上，也决不是堆砌大堆新学术话语，自命创新。
    （4）表论结合，文献与考古结合。表论结合， 将复杂的论述化为简单的表格形式，再结合表格进行论证，既简明扼要，又清晰可观。如张大可《史记研究》一书，多处运用这种方法，使复杂的史据和考辩得到集中简明的反映。陈直《史记新证》则是把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相结合。由于考古文物的真实性和文献材料的可信度，使该书论证准确、精当，许多结论无可争辩。
    （5）积极利用现代化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史记》研究变得更为便利。将《史记》全文、注释及其相关研究输入电脑，可以对其进行迅速的检索。李晓光、李波《史记索引》就是典型一例。现代化的研究手段，使近年来的研究者能避免盲目研究和重复研究。
    4.研究成果丰富多样。除了专题论著外，本时期还有大量考证性资料性成果，如钱钟书《管锥编》、刘操南《史记春秋十二诸侯史事辑证》、徐仁甫《史记注解辩证》、张家英《史记十二本纪疑诂》、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等。有资料整理成果，如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杨燕起等《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徐兴海主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嵇超等《史记地名索引》、张克等《史记人物辞典》、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等；有些成果还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徐谦夫《司马迁的传说》、吉春等《司马迁与太史祠》、李国维等《司马迁祠碑石录》、党丕经《司马迁与韩城民俗》等。
    5.学术交流频繁。继1987年5 月在北京首次召开全国性《史记》研讨座谈会之后，又在陕西、吉林、北京、安徽、河南等地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1995年8月， 在西安举行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首次开创了《史记》研究中外学术交流的先例，推动《史记》研究走向世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还与日本名古屋大学合作出版了《史记》研究论文集。在学术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陕西省建立了两个《史记》研究基地，即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发挥集团作战的整体优势，加强相互协作攻关，取得了不少成果。
    6.普及工作进一步加强。在普及读物方面，许多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各种普及性的注释读本和通俗性的评价小册子。如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译》，杨钟贤等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史记》，都将《史记》进行了全文注译，翻译，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外，还有许多选注本、导读本、赏析本。如韩兆琦的《史记选注集说》及其主编的《史记赏析集》，张大可的《史记全本新注》、《史记选注讲》，杨燕起等人的《史记精华导读》等。电视也成了《史记》宣传的媒介，许多《史记》内容被后拍成电视片，更为广泛的普及《史记》。
    台湾的《史记》研究在五十年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影响的专著如：杨家骆《史记今释》、徐文珊《史记评介》、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郑梁生《司马迁的世界》、马持盈《史记今注》、赖明德《司马迁之学术思想》、王叔岷《史记斠证》、范文芳《司马迁的创作意识与写作技巧》、钱穆《史记地名考》、吴福助《史汉关系》、施人豪《史记论赞研究》、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等，另外像阮芝生、李伟泰、张高评等人也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