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20世纪的《史记》研究，阵容庞大，研究问题全面深刻，著述丰厚多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果。概而论之，20世纪的《史记》研究，出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1.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立，使《史记》研究从思想、观念到研究方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创了《史记》研究的新时代；2.自1977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史记》研究走上了健康而全新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20世纪《史记》研究走过了一个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延伸，在观点和方法上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突破的漫长历程。1.完成了由旧史学向新史学、新理论、新思想的转化过程。20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大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接受了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旧史学向进化史观乃至唯物史观的史学转变。2.完成了由“史料学”向“史记学”的转化过程。传统的《史记》研究，重在搜集史料，考证史料，是文章考据方面的功夫，20世纪的研究，逐渐地重在将《史记》视为一本大百科全书，从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地理等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研究。当然，史料的搜集、考证并非没有价值，它在研究中仍然需要。3.研究领域向史学、文学以外的范围不断拓展。这在上文已作为重点提及。4.研究方法由单一向多样发展。多样、恰当的研究方法一直是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不懈追求，也是20世纪《史记》研究不断深入、成果多样、日益繁兴的一种内驱力。相反，20世纪前的《史记》研究，研究方法的单一直接局限了研究视角，使之仅仅地停留在“史料学”的狭隘领域。5.由散兵作战向集体协作发展。单个个体的研究，毕竟时间精力有限，而且研究课题容易重复，具有盲目性。20世纪的《史记》研究，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不断举行学术交流会议，而且建立了《史记》研究机构，可以发挥集团优势，集中解决一些学术难题，快出成果。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就是一例。另外，在20世纪结束时，《史记》研究的集大成工作也即将完成，它们是：张大可等人《史记研究集成》、陕西司马迁研究会《史记汇校汇注汇评》等。这都是集体攻关的成果。6.由纯学术到与现实结合。学术总是要在生活中找寻到某一契合点，那它才会真正的生根和繁兴。传统的《史记》研究，重在“史料”考据这些纯学术领域。20世纪《史记》研究开始注重与现实结合，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人们探讨司马迁精神，探讨《史记》中的经济思想，人口思想等，就很富有启发意义。《史记》研究与现实的充分结合，也是20世纪《史记》研究焕发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当然，《史记》研究要保持相对的独立精神，它不能变成政治的侍婢。也不能牵强附会于现实生活的某一现象。7.由自我封闭到与世界对话。20世纪以来，国外的《史记》研究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尤其是日本，在某些方面走在国内的前面，如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其收集资料之详，考证之细之确，国内还没有同类巨著。这就要求《史记》研究摆脱自我封闭的传统态度，多进行国际交流。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开展，《史记》研究已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化。日本学者池田英雄《史记学50 年--日中史记研究的动向》一书评价1945至1995上日中《史记》研究成果及其特点，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韩国学者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20世纪的《史记》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研究课题重复与老化，理论深度欠缺等。其遗留问题则有待于21世纪《史记》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不懈努力。但瑕不掩瑜，20世纪的《史记》研究功勋至伟，它为21世纪的《史记》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