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逐步深入时期
    60年代前半期为建国后《史记》研究的逐步深入时期。在这个阶段，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研究司马迁思想；二是对《史记·游侠列传》中的游侠问题进行探讨。这一时期《史记》研究开始向纵深层面发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综而论之，此阶段的《史记》研究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学术空气依然活跃，学术研究向深入方向发展，尤其是司马迁思想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60年代前半期继续保持着活跃的学术氛围，就游侠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冉昭德、吴汝煜、唐赞功、李庆善等都专门探讨了游侠问题。概括起来，讨论的焦点在三个问题上。一，关于游侠及其游侠行为的阶级属性划分。冉昭德、李庆善、施锡才等多数学者认为游侠不应该归属于下层人物。而吴汝煜则认为，从郭解、剧孟等的具体出身来看，这些“布衣之侠”确实是下层人物。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由于对游侠阶级属性看法不同，他们对游侠行为的看法也完全相对，这是一个前因后果的连带关系。二，关于游侠的来源。王启兴、李庆善等多数学者认为，汉初的游侠由战国时“士”这一特殊阶层发展演变而来。而郭沫若与吴汝煜则认为大抵由战国市井细民衍变而来。三，如何评价司司迁写《游侠列传》。关于这个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司马迁没有超出封建道德标准，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话。
    对司马迁思想的研究是本阶段的一个重点，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前所述，50年代许多学者已涉及到了司马迁的思想，但拔高美化了司马迁思想。本时期研究更进一步，对拔高、美化司马迁进行了反拨。白寿彝做出了显著成绩，他对司马迁的评价较为公允。他的《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 期）一文系统论述了司马迁思想，精辟分析了《史记》的人民性，认为《史记》“是一部有丰富的人民性的著作。”并对传统课题的班马优劣做出了深入的对比研究，对传统的马班并举表示异议，提出了独到的见地。认为班固的《汉书》是把西汉历史妥贴的实录下来，“答复如何维持目前局面”，而司马迁的《史记》却是形成自己独特见解的“一家之言”，“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两者不可同斤两等同论之。此外，陈可青、王启兴、施锡才等也较深入地研究了司马迁思想。此外，本时期金德建《司马迂所见书考》一书，对《史记》所凭借的各种典籍加以探讨成就卓异。程金造对《史记》三家注做进一步研究，颇有新意。
    2.受政治环境影响，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出现不同程度的偏颇。就阶级分析法来说，其本身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它本身要求结合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思维对具体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而决不是抓住只言片语和问题的某一方面简单地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的划分和定性。而这一时期的《史记》研究，受政治环境影响，阶级分析法流于形式，许多人机械地给司马迁及《史记》人物贴上标签。有些文章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武断缺陷，它们以今人的思想苛求司马迁，从而贬低甚至否定司马迁及其创作的《史记》。这种唯阶级论的方法与50年代的拔高、美化司马迁一样，都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半期为《史记》研究的停顿深寂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学术研究被政治斗争风暴完全吞没，司马迁被贴上儒家标签而打入冷宫，《史记》研究全面停顿沉寂。学术必须与政治保持着适当的独立性，而一旦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本质根据，失去了活跃而多元的生命力。
    四、全面丰收时期
    70年代后期至今20年来为全面丰收时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学术研究重新步入正轨。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国外新观念，新方法的输入，使《史记》研究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史记》的地位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经济史、美学史等领域都被列为专章进行探讨。《史记》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本时期出版著作130多部，发表论文1800多篇。 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其主要特征有：
    1.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史记》问世后，历代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和文学两大领域，在这两大领域建树颇高取得了很大成就。本阶段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充分挖掘《史记》这本大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开拓了许多新领域，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将《史记》研究导入一个全面、立体研究的新时代。对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学术思想、民族思想、法律思想、医学思想、地理思想、人才观、价值观、生死观、荣辱观、战争观等进行了探讨，其外还从人口学、卫生学、养身学、档案学等角度研究《史记》，并对历代《史记》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梳理。从政治到经济，从文艺术到人学，从历史到地理，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学者们都在进行努力而全新的探讨，为《史记》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使《史记》蕴藏的丰富宝藏逐步得到充分开掘。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力图多角度研究《史记》。已经出版的有：张大可等《司马迁一家言》、徐兴海《司马迁的创造思维》、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池万兴《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杨生枝《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张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程世和《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即将出版的还有《史记》与中国史学、农学、医学、天学、地理学、法学、兵学等。许多著作都在新的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2.研究问题逐步深入。近20年来的《史记》研究，在不断积极开拓新领域的同时，对一些传统课题不但没有忽视，相反进行了更深入的重新研究，许多课题研究都提出了一些新颖、深刻、中肯、而又不失于公允的见解。综而观之，其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司马迁行年、司马迁精神、司马迁与先秦诸子、司马迁经济思想、《史记》的文学成就、史学成就、《史记》与《汉书》比较、《史记》在中外文化史上的地位、《史记》三家注、《史记》疑案研究（续补、断限、书名、司马谈谈作史、太史公释名）、《史记》研究史的总结等十多个方面，研究都很深入， 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从而推进《史记》研究整体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仅专题论著就有：肖黎《司马迁评传》、黄新亚《司马迁评传》、张大可《司马迁评传》、许凌云《司马迁评传》、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陈直《史记新注》、白寿彝《史记新论》、陆永品《司马迁研究》、徐朔方《史记论稿》、程金造《史记管窥》、郭双城《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张大可《史记研究》、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吴汝煜《史记论稿》、聂石樵《司马迁论稿》、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施丁等《司马迁研究新论》、周经《司马迁、史记与档案》、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俞樟华《史记新探》、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刘永康《史记与现代文明》、陈雪良《司马迁人格论》、齐效斌《史记文化符号论》、程生田等《司马迁的人才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等等。还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及多部论文集，与专题著作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