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劳逊并不满足于把古典文化置于欧洲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她还希望能把它与世界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联系起来。劳逊之所以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还有其家庭方面的影响。她的弟媳杰西卡·劳逊是一位研究中国历史和文物的知名学者，为大英博物馆中国部主要负责人，曾多次来华，与中国文物界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劳逊本可私人或随其弟媳来中国旅游，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她更愿与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建立联系，以学者的身份正式访问中国，为中西古典学的交流合作献上自己的一份心意。
    1988年9月下旬，劳逊接受邀请来南开大学讲学，为期8周，共开3门课程：古希腊罗马史、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至少讲两节课。劳逊是一位大学者，而中国的学生对古希腊罗马史仅粗窥门径，英语的听力和口语水平也不尽如人意，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更不通晓。但劳逊以真挚的赤子之心，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尽量深入浅出，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娓娓动听而又不失深度地讲述希腊罗马历史及各方面的问题，介绍个人和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至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她自备教材，复印多份，像对待小学生一样，手把手地从字母、发音和基本语法讲起，耐心细致，关怀备致。她讲的课，基本都有录音，并留下了《雅典的政治和悲剧》和《罗马的戏剧》两篇手稿。她注意课下对学生的辅导和交谈，鼓励同学多问问题和发表见解。对于诸如希格内特的《雅典宪法史》写得如何，哈梦德和伯里的《希腊史》各有什么特点，芬利的古代经济体系究竟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等问题，她都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
    1988年10月初，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南开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劳逊应邀出席，做题为《对罗马共和国的新研究》的报告，评述了近年来国际学者对罗马共和国史在考古、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向外扩张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参加了罗马史小组的讨论。她的风采与学识赢得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赏。但她决不以权威自居，而是虚心地听取与会学者的意见，并参与相关的讨论。会后，她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劳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成就深感兴趣，随时将她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信向英国亲友报告。她热爱中国的山水风景和园林艺术，刻苦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及书法。在南开大学期间，她利用周末去北京、秦皇岛等周围地方参观。11月下旬讲学结束后，她开始对中国进行学术考查，先往西安。12月初，南下访问上海、杭州，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做了关于恺撒和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制过渡的报告。这是她在中国，也是她一生中最后一个学术报告。12月9日，她回到北京。因心肌梗死溘然长逝。劳逊终身独处，正当盛结学术丰硕成果之际，突然去世，不过54岁，学界同仁无不扼腕。
    劳逊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在这10年中，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古史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但是，劳逊的许多著作和观点并没有过时。199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米拉编辑的她的论文集《罗马的文化与社会》，同时重印了她的第一部著作《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接着，由她参与主编的《剑桥古代史》第9卷在1994年出版。在希腊和罗马史领域，她的著作仍是学者们的必读之作。而她的为人和治学，更有许多我们值得借鉴和效仿之处。特别是，劳逊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怀有无比深切的感情，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献出了最后的力量。她在中国的友人、学生和学术同行永远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