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非决定论实质上是科技理性决定论。他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其实质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说明人的意识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因为知识无疑属于意识的范畴，使用人类历史进程受知识增长强烈影响这个命题，只不过是有意回避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而已。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知识的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相反，强调科学是生产力，否认的只是知识进步对人类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波普尔把“客观知识”的增长当作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是错误的。因为，第一，只有进入生产过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才能构成社会生产力的精神因素，可以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不是被波普尔统而言之，泛化了的“客观知识”。第二，即使是物化到生产过程中的知识，也还是为人的活的智力所推动、筛选和加工的。正象已经物化的死劳动为活劳动所推动一样，不经人的作用，死的客观知识不可能自行进入生产过程，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虽然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知识因素对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没有理由把这种作用强调到决定性的地位。波普尔把被马克思早就证伪了的命题，用来反驳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波普尔认为单一性和不可重复性是社会历史事件的特征，据此否认历史规律，这是不对的。本质上是对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个别记述方法、李凯尔特的个体化方法的重复。实际上，任何个别事物、个别事件都具有单一性和不可重复性。否则就不成为个别。社会现象如此，自然现象亦如此。例如某人于某时在某地看到日蚀，看到地震，又何尝不是单一的呢？但任何单一的事物或事件，总是与一般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在自然领域，从大量单一的日蚀现象可以抽象出日蚀规律。在社会领域，从大量单一的事件也可以概括出社会历史规律。例如，人类历史上经过了无数次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有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军队，都有单一性、不可重复性。但从这些单一的战争事件中，可以概括出战争的一般规律。偶然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必然性。历史科学虽然涉及的是大量的个别的具体现象，但史学要成为科学，不能停留于具体现象如实直书的描述和记载。必须透过现象去发现其背后的必然性内容。
    波普尔把规律和趋势绝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趋势不等于规律，但规律总是趋势。任何社会历史规律都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社会科学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努力发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必然性趋势预测社会发展的方向，增强人们从事社会实践的自主性。波普尔用来作论据的“俄狄普斯效应”，实际上说的是人的意志和客观必然性的关系。用它不足以否认社会预测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视野局限于局部的暂时情况，被人的意志所改变的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可以找到。由于个别人物意志的作用，而发生的历史进程的加速和延缓、曲折乃至倒退等情况并不罕见，更不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一旦我们把视野扩展到历史的全局和长久的过程，历史的进程会显示出在各种不同意志的较量中实现着的、表现为总的平均数和最终结果的总趋势。显示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也不以任何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常规性、重复性、自然的阶段性。从这个总的眼光看来，那些似乎纯粹由于个人意志引起的变化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归根到底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个人的意志或社会的意志，只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尽管这种必然性总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这个中间环节表现和突现出来。依据这种客观的社会必然性，可以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严重的误解，就是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肯定历史规律存在，目的是为了利用这种规律来预言历史的未来，当历史的“先知”，而他则认为，历史的未来是无法预言的。但是，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从来没有充当波普尔所说的“预言家”。只是他基于对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科学认识和社会现实发展状况的深刻理解，就历史发展的概率趋势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作出了有价值的预测。他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科学研究，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的这种努力同现代社会发展实际需要是吻合的，人类不仅可以回首以往，用历史的经验指导现状，而且可以预测未来，增强自主性，减少盲目性，自觉地驾驭历史的发展。在生产日益科技化的今天，社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发展前景的预测。波普尔说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绝对趋势，是不依赖于原始条件的形而上学的信念，也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论和条件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依赖于个人的意志自由，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是两大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
    波普尔通过对历史知识的逻辑分析，对历史进程的哲学考察，否认了社会历史规律和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以后，就社会历史的实践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渐进社会工程理论。
    波普尔认为，他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同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是根本对立的。乌托邦的社会工程是基于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提出的大规模彻底重建社会的实践方案，企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和改造。往往勾画出一幅美好的社会蓝图，作为一切有计划的社会实践的终极目的，为整个社会确定善的目标。并运用政治权力、暴力手段把这种善强加给社会，是一种以政权为依傍的道德权威主义。马克思是乐观的乌托邦主义的典型代表。
    波普尔认为，他创造的逐步社会工程所采用的是社会学的技术方法，这种方法是渐进的修补和批评性分析的有机结合。不是从正面提出最理想的社会方案，而是认为人类进步是不断消除人间苦难和社会弊病的过程。人类的幸福是在消除和抑制痛苦的过程中实现的。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完成全面改造社会的伟大工程，也不可能在人间建设没有痛苦和罪恶的十全十美的天堂。政府不能把自己认为幸福的事情硬塞给人民，而应当让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幸福。为此他提出了一个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相反的原则，即“最小痛苦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政府应当致力于消除当前最大的和最紧迫的痛苦和罪恶。
    波普尔认为，乌托邦社会工程的方法论基础是整体主义。而“整体主义是要加以抨击的历史决定论的最关键论点之一”[3]。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不可能成为认识的对象，也不可能成为控制和改造的对象，逐步社会工程的方法论基础是试错法。它是从社会实际出发，就事论事地通过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零星的调整再调整，实现对社会的改造。人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一步一步地对社会改良，在不断的尝试和克服错误中前进。最终达到不迷信权威，不屈从权力，批判讨论自由，民主制度正常运行的开放社会。
    波普尔把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与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混同起来，这是一种歪曲。众所周知，空想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它设想的未来社会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改造，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是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不是主观随意的幻想。波普尔全然不顾这一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归类于乌托邦，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波普尔倡导逐步社会工程，其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提倡改良主义。新颖之处仅仅是对社会改良主义作了些策略去开拓市场，灵活地搞好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另外，还要调整基层供销社的建制和营业网点。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划来设立基层供销社、设置营业网点。因而，有些基层供销社长期经营萎缩，亏本严重的状况得不到改变，因此，要按经济规律作适当的调整。对经营网点也要作调整，改变平均使用人、财、物力的状况。这样，才能保证和促进基层供销社逐步扭亏转盈。
    总之，我们对治理整顿过程中出现的市场疲软要有正确的认识，努力提高基层供销社的经济效益，使其更好地发挥农村市场上的主渠道作用，更好地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