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提出新道统说，否定程朱的地位。道统论是宋儒最乐意谈的一个命题。按宋儒的道 统系谱，宋儒直接孟子，中间汉唐诸儒不与焉。王世贞对此持怀疑态度。王世贞认为， 立言之士，“自夫子诸高弟颜、闵、参、赐外，要无若孟子”（注：《读书后》卷3《读 文中子》。）。王世贞认为孟子最尊孔子，也最善学孔子，“孟子之尊孔子，不过曰孔 子圣之时，又曰吾所愿则学孔子而已。其谈仁义，辨王伯，探性善，推不忍，往往发挥 所自得之蕴以成其书，固未尝举孔子之文言而训诂之也”（注：《读书后》卷1《读庄子 一》。）。自孟子殁而有荀卿氏，荀卿殁三百余年而有扬雄氏，“中间若董仲舒之正毛 、伏以下之专，于经术若有补焉，而未有立言以维持道统者”（注：《读书后》卷2《书 扬雄传后》。）。秦汉以后，卓然欲绍孟子而追迹六经之后者，扬雄氏而已，王通氏而 已耳。王通之后，只有周敦颐、张载二先生而已耳（注：《读书后》卷4《读通书正蒙》 。），此外的程朱，不配入道统。“二程者，志在修明夫子之道而羽翼之者也。不欲为 家，是以其见不尽合。既不尽合，是以无取于《正蒙》，而口不及《通书》。”（注： 《读书后》卷4《读通书正蒙》。）仔细研究以上言论，我们不难发现，王世贞反对传注 、训诂，提倡“立言”。他是从学术能否自成体系入手的。孔子-孟子-荀卿-扬雄- 王通-周敦颐-张载，这就是王世贞构筑的道统系谱。这个系谱，从学术史眼光来看， 当然是王世贞的一家之言。它的意义在于加上了荀卿、扬雄、王通三人，比宋明诸儒的 视野开阔；也在于通过重新排列道统系谱，将程朱从这个系谱中剔了出去。
    三、对宋儒史论的重新解读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宋明理学化史学的缺点是太 多的价值评判，用历史评判代替历史研究。他们要把一切历史人物放到道德法庭上衡评 一下，这就不免“失真”。王世贞是一个写过《史乘考误》、提倡考信的史家，他要求 用具体的历史研究，恢复历史的“本真”。
    1.提倡历史主义，反对以成败论人。王世贞主张识其势，考其事，原其情，进行历史 性的分析，明确声称“人固不可以成败论”（注：《读书后》卷2《书诸葛亮等传后》。 ）。战国时期，燕国的乐毅因燕王中反间计，投奔到赵国，天下人为之惋惜。苏轼从当 时形势分析入手，提出一个观点，“当其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败” 。王世贞不同意，“愚以为，苏子之论事势审矣，独未能悉乐毅也”。王世贞认为，乐 毅既是仁人，又是智者。乐毅之后可以无功而封，诸葛亮自比乐毅，人犹未许之，可见 乐毅不一个简单的人物，“若苏子瞻者，真所谓以成败论者也”（注：《读书后》卷1《 书乐毅传后》。）。这里，王世贞肯定了苏轼了解当时天下大事，但同时指出苏轼之论 不了解乐毅本人。既有大的形势分析，又有个案的特殊分析，比起苏轼来说，无疑是全 面多了。
    王世贞认为宋儒史论好讲道理。曾丰“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润遒美，而不免为道理所束，间有暗塞而不畅者，牵缠而不了者。要之，为朱氏（熹）之滥觞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注：《读书后》卷4《书曾子固文后》。）。这也是实情。宋明时期儒者读史，“非徒要记事迹，在格物致知，进学问，高智识也”（注：胡肃《雪航肤见序》引其师王文贵语，见赵弼《雪航肤见》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王世贞评价历史人物，好以宋儒为参照系数。苏轼被认为是宋明时期最好发议论的学者，自然也成了王世贞批评的首要目标。苏轼称诸葛亮“以仁义诈力杂用而取天下”，王世贞称苏子是书生，“一妄庸人呓语也”，“不识理势，且又不读书，不考其时事”（注：《读书后》卷2《苏子瞻诸葛亮论后》。）。西汉的贾谊主张谴功臣列侯就国，这得罪了大臣，汉文帝只得将贾谊放到长沙。苏轼“急于揆事，而不尽悉故实者也”。王世贞认为，文帝出谊是为了安慰功臣，同时想“老其材而后用之耳，非果于弃谊也”。理由是，贾谊死以后，文帝“次第用其言”。如此，“谊虽夭，不为不用也”（注： 《读书后》卷《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
    王世贞善于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宋高宗何以要求和，宋明人多归之秦桧，或归之高宗本人。王世贞别有看法，“高宗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和者，非桧之术真足以动之也；谓高宗之不欲二帝归者，亦非情也。……帝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和者有三，而兹不与焉，一曰志足，二曰气夺，三曰中疑”。所谓志足，是指高宗由康王而位居人主，居有半壁江山。所谓气夺，是指为屡为金人所追，差点和父兄一样成为阶下囚。所谓中疑，是指不信任拥有重兵的韩、张、岳三将军。进而，王世贞对高宗求和的后果作了分析，他认为求和使南宋错过了最好的收复中原的时机。“呜呼，高宗诚可深恶也！自建炎至咸淳百余年来，其真可以恢复者，独此时耳。”（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0《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