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②是说蜀人在商朝任射手和御手，③是商王朝派使者去蜀，④是商朝军队征讨蜀人。甲骨文所反映的蜀与商之密切联系不断得到出土文物的证实。三星堆发掘者认为：“一号祭祀坑的相对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至迟二里头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周时期，交往更加密切。一号祭祀坑出土器物……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都和商王朝统治区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形制，花纹基本一致。”[①c]李学勤先生具体比较了三星堆龙虎尊和安徽阜南朱砦龙虎尊的相似性，认为其绞饰演变的轨迹与中原地区一致，这是当地文化接受中原影响的证据。[②c]既然地下文物已证实了蜀和商之间的文化交流，那么常璩所记蜀人为殷商太史之事是完全可能的了。
    三、记录了有关周秦时期的史事
    《华阳国志·蜀志》云：“七国称王，杜宇称帝……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圣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锦、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任乃强先生认为“七国”乃“巴国”之误，这是极有道理的。[③c]杜宇时代蜀已建立起国家，时间大约在西周。[④c]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巴蜀与周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所以巴人与蜀人都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⑤c]常璩的记载可与《尚书·牧誓》互相参证：“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段话里没有提到巴人，后人有许多解释。有认为濮即巴的，有认为彭即巴的，有认为巴没有参加战争的。李学勤先生认为，“依据常璩的理解，《牧誓》的蜀应把巴人包括在内。”[⑥c]这里非常正确的。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到战国秦汉时才形成，如《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在殷周之际，则只称蜀，《后汉书·光武帝纪》注：“蜀有巴郡，故总言之。”《牧誓》里称蜀不称巴也是这一道理。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自己的亲族到巴地以加强统治：“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姻封于巴，爵之以子。”[⑦c]这样，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一些中原地区的民族也开始定居到巴蜀来。《舆地纪胜》卷174记《涪州风俗形势》：“其俗有夏、巴、蛮、夷。”原注：“夏则中夏之人。”中夏之人即指中原民族。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蜀与中原的关系反而少见。《蜀志》云：“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书同轨。”也就是说，蜀当时被秦、巴所制，不能出来参加盟会。但巴与楚的关系相当密切：“周之仲世，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春秋鲁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邓，邓南鄙攻而夺其币，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下秦、楚共灭庸，鲁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①d]此时巴国实力大增，可以和楚国抗衡，战争中甚至有强于楚的趋势。但到周显王时，巴国变得衰弱，发生内乱时被迫向楚求救：“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之以城，楚王救巴。”[②d]从此巴不得安宁，《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从这一记载可看出，巴国的都城沿长江至嘉陵江方向，由丰都、涪陵、重庆、合川、而至阆中不断迁徒，这可能是楚国不断进逼的结果。巴楚之间的不断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巴楚的交流。《巴志》云：“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巴地受楚之影响自然十分深远。
    于巴的许多地方被楚占领，而巴蜀接壤，蜀楚之间便也有了密切的联系。《蜀志》云：“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从这一记载可知，蜀国的开明氏到九世开明帝时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建立了宗庙祭祀制度，兴起了礼乐。具体说，“酒曰醴”反映了开明帝时蜀人已用汉语。“醴”是我国古代祭祀用的酒。《说文》：“醴，酒，一宿孰也。”凡酿酒，初味甜，渐至芬烈，故醴又为甜酒之通称[③d]《蜀王本纪》称古代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他们称酒为何音已无从考证，但肯定与中原不同。蜀人从不晓文字到用汉语称酒为醴，这一变化的过程便是中原文化渗入蜀地的过程。“乐曰荆，人尚赤”则反映了楚文化时蜀的影响。因为楚在商周时代或称为荆，所以荆乐当是荆楚的地方性乐曲，否则就不会以荆名之，蜀人的音乐与荆相同，那一定是从楚国引来的。至于“尚赤”的习俗，因楚人居南方，五色尚赤，故蜀人尚赤也很可能是受楚之影响。为什么蜀楚之间关系那么深厚呢？原来开明氏本是荆楚之人。《水经注》卷33引来敏《本蜀论》：“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陕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陕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如，遂以国禅，号曰开明。”三星堆出土文物已证明这个“荆人王蜀”的传说是历史真实的反映。[④d]而新都木椁墓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器物，都有浓厚的楚的风格，或直接使用楚制楚器，如墓坑中填白膏泥，随葬品用楚的典型组合鼎、敦、壶，另加盘、匜以及楚的典型器盥缶、尊缶、楚式剑等。[⑤d]可以看出，楚对蜀的影响是极深的。
    秦在战国后期迅速强大起来，为了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占领巴蜀于秦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巴蜀便成为秦攻击的目标。“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记载了秦灭巴蜀的一些重要史实：
    “周显王二十二年（前346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秦惠王利用蜀王好色的弱点，首先用美女把蜀王麻痹。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这里渲染了秦灭蜀的必然性。据《史记·六国年表》，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37年。
    公元前316年，巴蜀之间发生矛盾，巴向秦求救：“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这样，秦出兵巴蜀的大好机会来了。《蜀志》云：“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同年十月，司马错等率兵占领了巴。
    秦灭巴蜀以后，在当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一是以大量移民加强秦的影响。《蜀志》记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惠文、始皇克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这些移民里有许多中原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如卓王孙、吕不韦即为代表人物。二是兴修水利，蜀守李冰在此期间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三是营建新的城市，这些城市“与咸阳同制”，自然成为当地政治经济中心。巴蜀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起来，如《华阳国志·蜀志》极夸蜀地繁华：“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常璩指出蜀地之繁荣：“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①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