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以汉学复兴为最大特征，故而人们往往用“清代汉学”一语赅而括之。但实际上，汉学的对立面宋学，亦即理学，在有清一代，却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表现在理学一直高踞庙堂，形式上占据着学术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表现在两派的对立和斗争一直没有消歇。嘉庆、道光年间，学术界先后出现了两部各自为本学派总结、张目，并且排斥、攻击对方的著作：《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二者的出现，既为清代中叶以来的汉宋之争作了一个总结，同时也为其后学术的发展变化显示出某种征兆。故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这两部著作的思想内容，以及清代中叶汉宋之争的状况作一番探讨，以期对了解清代中叶的学术概况及其发展趋势有所裨益。
    一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是清代汉宋之争的代表作。前者成于汉学如日中天的嘉庆年间，既是汉学营垒及其学术成就的集中展示，也是汉学家对本学派学人、学术的全面总结。后者则成于道光初年，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几乎囊括了宋学家攻击乃至中伤汉学的全部言论。由于相互之间的严重对立，二者也因此而成为清代学术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作品。
    《汉学师承记》系汉学家江藩所撰。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他曾受学于余萧客、江声，是惠栋的再传弟子，其学术也深受惠栋的影响，“博闻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经，折衷两汉”。[①]惠栋曾作《周易述》，未成书而病逝，尚缺自《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江藩为之拾遗补阙，撰《周易述补》一书，体例一本惠氏，甚而王弼以下皆黜之，“方之惠书，有过之无不及也”。[②]时值汉学昌明，学术界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江藩置身其中，也极力排斥宋学，深固壁垒。为了羽翼其师，张大其军，江藩选择清初至乾嘉时期的汉学家，人各立传，详述其学行始末，揭橥其思想主张，列举其学术成就，撰《汉学师承记》八卷，附《经师经义目录》一卷。这部由汉学家自己撰写的学术史著作，既集中反映了江藩及其一般汉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主张，也对清代汉学作了一个总结。
    清代汉学是在同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汉学家在推崇汉学，尊奉汉代经说的同时，对理学都持否定态度，特别是乾嘉时期，“汉学昌明，遍于环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③]江藩也是如此。他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④]他推崇汉代经师经说直接孔子先圣之绪，各有师承，如“言《易》，淄川田生；言《书》，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公培，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礼》，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⑤]均“诵先王之书，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风焉。”特别是东汉硕学大师郑玄，“生炎汉之季，守孔子之学，训义优洽，博综群经，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⑥]因此，要寻求圣人微言大义，就必须从汉人的经说诂训入手。江藩认为，“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⑦]即如宋儒以义理之学见长，同样也离不开汉儒经说。这是因为“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⑧]基于这样的认识，江藩对宋儒弃先儒古义为土梗的作法十分不满，斥之为“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⑨]
    在推崇汉学，排斥宋学的同时，江藩从汉学家的视角出发，比较客观地梳理了本学派的渊源流变。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开创，戴震集其大成以来，至乾嘉时期，已臻于极盛，学者无不靡然向风。但是，尚未有人对此进行总结，只有汪中曾说：“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⑩]，拟作《国朝六儒颂》，述其本末，后因病去世而未成。江藩起而继之，有感于“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11）因而于治学之余，“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12）在这部书中，江藩通过对汉学家学行学术的记述和表彰，比较完整地勾勒了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的概貌。如惠栋三世传经，精研《易》学，首标汉帜，江藩对其推崇备至，盛称“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13）既于书中源源本本地记述了其思想主张、学术传承及其治学成就，还特别表彰其《周易述》一书，“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4）在《经师经义目录》中又复加揄扬，谓“《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15）阮元称：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16）
    但是，江藩在总结清代汉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深的门户之见。他为汉学家立传，凡被认为其学术不纯者，均遭排斥。如黄宗羲、顾炎武，都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他们为扭转明末空疏学风，开启清代学术路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后世学者多推崇其学，认为“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17）汪中作《国朝六儒颂》，首推顾炎武。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也以顾炎武、黄宗羲居首。但江藩却深固壁垒，指责其学不纯，认为“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蔽，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8）竟然把黄宗羲、顾炎武摒弃于外。后在友人的规劝之下，才复“辑二君事实，为书一卷，附于册后”。（19）后人对此评论说，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第一次顾亭林居首，第二次黄梨洲居首”，而江潘的《汉学师承记》“以两先生编于卷末，以不纯宗汉学也。亦可见其体例之严”。（20）其实，所谓“体例之严”，恰恰表现出江藩的门户之见。并且，这种门户之见也反映在他所诠次的《经师经义目录》中。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清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河图》、《洛书》等图、书的辨伪；对汉人《易》说的钩沉；对《易经》的新疏解。其中，清初学者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书辨感》等著述，均力辨图、书之非，为恢复《易经》本来面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胡渭在此基础上进而深入研究，撰《易图明辨》一书，最终使图、书之伪成为定论。显然，总结清代《易》学，特别是有关图、书的矫诬辨伪，黄宗羲、黄宗炎的著述是不能不提的。但江藩却认为二者均非专门汉学，他说：“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21）因此，他在为本朝汉学家诠次著述目录时，竟将二书摒而弃之，声称“凡此诸书，不登兹录”。其子江钧在撮述江藩著录旨意时，也说：“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俾治实学者得所取资，寻其宗旨，庶不致混莠于苗，以砆为玉也。”故而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22）可见，江藩扬汉抑宋，壁垒森严。也正因为如此，同时稍后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致书江藩，专就“汉学”之称提出十条质疑，认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又谓“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而“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23）并据此而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其后，祁隽藻嘱何秋涛撰《续记》，何秋涛也说：“是编当依阮元《畴人传》之例，改为《学人传》，若特立一汉学之名，宋学家群起而攻之矣。”（24）可见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甫出，当时的学术界已有不同意见。由此而引发宋学家的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