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中，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最为引人注目。方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曾从姚鼐问学，史载其“研极义理，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而最契朱子之言”。（25）他见乾嘉以来，“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贯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26）“而程朱之门，独寂然不闻出一应兵”，因“恐此道遂倾矣，盖尝惧之，故为反复究论”，（27）“思有以弥缝其失”，撰成《汉学商兑》三卷。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28）深致不满，指责此乃“边见邪见”，最为“悖道害教”，斥其“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29）认为汉学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30）断言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31）不仅如此，在方东树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32）
    站在宋学的立场，方东树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汉学宗旨尤为反感，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无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也。”（33）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34）何况一些汉学家一味泥古、复古，“言不问是非，不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35）因此，方东树极力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36）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证的治学风气，方东树反诘说：“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邪！”（37）此等学问，方东树认为，“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无损大体，无关闳旨。”（38）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39）方东树还进而总结汉学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40）可以说，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至方东树达到了顶点。
    平心而论，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诸如批评典章制度的考证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适从；针砭汉学一味考据，无关国计民生；认为训诂小学不能完全赅括经书义理和儒学内容，等等，都切中汉学弊病。但由于方东树归根结底是出自“卫道”的目的以及宋学家的门户之见，因而其书颇多强词夺理，谩骂中伤之处，这就使得仅有的一点是处，也淹没在门户之争的污水中去了。
    二
    在中国儒学史上，汉学、宋学都是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治学途径与方法，借用宋代陆九渊的话来概括，就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汉学注重“我注六经”，即比较严格地从经书的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来寻求经书义理，因而这一学派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其蔽则易陷入烦琐破碎，脱离实际。宋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强调“六经注我”，重在发挥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体系，因而往往强解经义以就己说，甚至不惜篡改经书以就己意，极易流入空疏措大，穿凿附会。可见两派各有其长处，也各具其弊端，而归根结底，两派都是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学术。因此，清代汉学与宋学的对立和冲突，最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趋向于调和。
    清代中叶，汉学发展到极盛阶段，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由尊崇理学转变而为汉宋兼容并包，一时间，汉学如烈火烹油，不仅学者趋之若骛，纷纷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的研究，就连朝廷开设的四库全书馆，也成了“汉学家大本营”，以戴震为首的众多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而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也在总结评判中国传统学术的同时，鲜明地表现出反对空疏，注重征实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征。在它看来，两千年来的学术变迁，“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面对宗旨迥别，学风各异的两大学术流派，尽管《总目》竭力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认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强调“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41）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学风的影响，《总目》在叙述评论之中，仍隐喻轩轾之意，对宋明理学空疏措大，好发议论，乃至舍传以求经的种种流弊，多次予以严厉指责。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总目》认为：“盈虚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见，圣人即数以观之，而因立象以著之”。“至于互体变爻，错综贯串，《易》之数无不尽，《易》之理无不通，《易》之象无不该矣。左氏所载即古占法，其条理可复案也。故象也者，理之当然也，进退存亡所由决也；数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圣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而“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总目》批评说：“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谈其所以用，而但谈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经，非千万世遵为法戒之书，而一二人密传玄妙之书矣。经者常也，曾是而可为常道乎？”（42）在批评理学空疏学风的同时，《总目》十分推崇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它说：“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因而，《总目》对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的清代汉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滋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返古，是曰乱常。至于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43）并称赞以惠栋为首的汉学家“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抵，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44）可以说，《总目》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普遍倾向。其影响所及，就连朝中缙绅，也无不附庸风雅。后人记载说：“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45）。宋学已然溃不成军，难以与汉学争锋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