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在汉学极盛的情势下，仍有一些宋学家不甘寂寞，意欲坚守宋学壁垒，与汉学相抗衡。他们抓住汉学烦琐破碎，不切实际的弊病大作文章，攻击汉学与程朱立异，识小遗大。程晋芳说：“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烦琐章句，至老死不休。”（46）姚鼐也指责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47）
    嘉庆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学日益暴露出其本身的弊端，一些汉学营垒中人也不乏有清醒认识者。段玉裁自谓平生“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48）焦循目睹乾嘉时期考据学家“诘鞫狭隘”的种种弊端，十分不满，因而大声疾呼，强调“通核”，反对“据守”，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以融会众说，兼收并蓄。而历官乾、嘉、道三朝，被称为汉学护法大师的阮元，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49）因而他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即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汉学内部如此，而宋学家受考据学风的影响，也早已开始倡导义理与考据的结合。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50）翁方纲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考订，认为“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51）同时又十分强调“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以避免“嗜博”、“嗜琐、“嗜异”、“矜己”之弊。（52）就连撰著《汉学商兑》的方东树，也主张“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53）甚而在他极力攻击汉学之时，也不期然采用了考据的方法，旁征博引，以证己说。并且不得不肯定“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54）可见，嘉道时期，无论是汉学家，抑或宋学家，都已经觉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试图为本学派补偏救弊。因此，清代中叶以后，汉学、宋学实际上已呈现出合流的趋势。然而，此时的清朝统治，已然走过了它的全盛期，国内各种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国外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频频叩关，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长期专注于古代经籍中的汉学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社会现实的问题，而理学也早已陈腐不堪，同样不可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因此，尽管二者试图相互调合，共同补偏救弊，但仍然无法避免双双走向衰落的命运。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一个崭新的学派应运而生，这就是清代的今文经学，中国传统儒学也由此而步入近代阶段。
    注释：
    ① （16）阮元《汉学师承记序》。
    ②《清史列传》卷69。
    ③ ⑦ ⑧ （13）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
    ④ ⑤ ⑥ ⑨ （11） （12）《汉学师承记》卷1。
    ⑩《汉学师承记》卷7。
    （14）《汉学师承记》卷2。
    （15） （21） （22）《经师经义目录》。
    （17） （19）《汉学师承记》卷8。
    （20）伍崇曜《汉学师承记跋》。
    （23）《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与江子屏笺》。
    （24）《清史列传》卷69。
    （25）《清史列传》卷67。
    （26） （28） （32）《汉学商兑序例》。
    （27） （29） （54）《汉学商兑》卷下。
    （30） （31）《汉学商兑重序》。
    （33） （34） （35） （36） （38） （39） （53）《汉学商兑》卷中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