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纪传体中“通古为书”的创作之作。但通常人们评论所及，多在《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方面。笔者在研习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史记》对地方志发展的影响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重视。
    一、方志刍型胚成于《史记》说
    任何科学学科的产生，发展与形成，都是缘于社会需求的。并且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人文文化文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方志是方志科学运动的核心，它是随着社会与社会人文文化文明进化渐渐发展形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只有人类在有了对记事的需求下方志始能孕育而出。我国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在生活中就运用“结绳”、“锲木”、“刻陶”等作记号以记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记事技法的发展。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夏、商奴隶社会已发展为使用甲骨文、金文等技法记事。周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封建社会变革，国家制度逐步健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事社交活动空间频繁，这时再用甲骨文、金文的记事方式已不能适应人们对记事的需求，于是便发明诞生了文字，并且获得从由刻符号记事革新为刻字记事的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了使用文字书册典籍记事存史的飞跃。《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掌四方之志”，东汉郑玄注：“方志，四方所识久远之事。”唐张铣说：“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清章学诚说：“《周官》宗伯之属，系外史掌四方之志”（《章学诚遗书》）。《周礼》为历代史学家所阅读研究，并细加注疏。可见方志这个名称源于《周礼》，无庸置疑。但在历代史学家的著述中，又可窥见这样一个信息，他们所指的方志的实义，尚未形成为书名或学科名。而是对以方志这一体裁的形式记述反映“方域事情”的“记事成文之作”的泛指。随着社会人文文化文明事业的发展，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河渠书》，方志才发展到可称之为志书的阶段，及至东汉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东方朔《十洲记》等，方志书的相继问世。
    司马迁的《史记》是在“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广泛搜集先秦古籍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诸子百家立说颇多，经过儒家整理而定为经书的就有“十三经”。尽管这些古籍由于受到当时人文文化文明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所限，多有把多事类的知识述于一书之中，但是记述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当时、当地发生的社会的、自然的以及历史进化的各方面的事迹。可以说在中国人文文化文明上是经历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崩溃，进入封建社会后，从对社会实践中来的知识作了一次大检阅、大总结，对当时历史上的社会实情做了一次总辑录。同时也拓广了封建社会的人文文化文明。这些古籍的宝贵价值，就在于它能提供多方面的、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对有关科学研究，都可以用来论证有关方面的由来与发展，司马迁正是搜集整理了这个时期的典籍而融化写入自己的《史记》中。一部《史记》也就使之能够有条件从先秦的古籍中融汇贯通与发展方志相联系的有关知识发展方志、得以使我们在今天研究方志的发展与起源也同样可以获得“木之有本，水之有源”的科学依据。我们可以认为，方志的发展是与先秦古籍不是绝缘的。例如，《尚书·禹贡》，虽然是战国时代的著作，但仍属先秦古籍，是古代地理学家记述亚洲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方域、山川、土质、物产和当时的贡赋等内容及其成书的思维方法、文体结构等，与《史记》中的《河渠书》、《货殖列传》、《食货志》，都有共通之处，可以窥探出它们之间相互演化继承的痕迹。因此，一部“通古为书”的《史记》与志书的发展与形成是有着综合利用或吸收消化从而产生直接或简接的源流关系。《史记》里方志刍型的形成则是先秦古籍演变进化的结果。
    方志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和定型四个阶段。其萌芽当在周秦而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则孕育了志书的第一个胎儿。自汉而唐，则为发展时期，刘光禄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说：“宋代志书的体例，是封建社会方志体例的成熟时期。”薛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中说：“方志定型于南宋。”这就是说，方志萌芽于周秦，至汉司马迁的《史记》的传纪体的史书的出现，才有可能孕育出了方志书的刍型。自汉至唐为其发展时期，北宋为成熟时期，定型于南宋。
    二、《史记》著述主旨对后世修志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50多万字的通史，保存了古代各方面有价值的史料。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花费了二十多年工夫搜集材料，阅读了汉宫秘府的图书档案，调查了全国的古迹民俗，访问了当代的各样人物，把所积聚的史料，谨慎的加以抉摘取舍。如“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伸先生难言之”。“《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史记·大宛传赞》）他尊重史实，不事虚夸。他著述《史记》的主旨是要从“网罗天下放佚归闻”里，进行“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整理，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的任务，以达到“述往事”而“思来者”②。
    《史记》著作的主旨决定了司马迁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去写作。他的《史记》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他能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写成《货殖列传》，结论是“其实皆为财用耳”。他能注意到社会各阶层人物，如为匹夫犯上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立《刺客列传》；为以武犯禁的朱家、剧孟、郭解立《游侠列传》，为长安卜者立《日者列传》；为宫廷巫祝立《龟策列传》。他能注意到外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如写有大宛、乌孙、蔡、西南夷、南越等列传。给后来史书开辟了外国志的道路。《史记》是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人民性。如《平准书》写到汉兴七十年，经济得到发展，才有“外攘夷狄，内修功业”的大举。及至“财赂衰耗而不赡”，则用“兴利之臣”来加重剥削，因而“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复又任用大批酷吏以镇压之，也是很符合当时客观事实。而又能看出汉朝社会内在联系的叙述，如歌颂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写了一篇《陈涉世家》，并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明白的指出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在《封禅书》、《平准书》里，直斥汉武帝奢侈迷信，穷兵黩武，过重剥削人民的无道。这些都是“鉴往者，思来者”的主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