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述《史记》的主旨，对后世修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反映一方风土人物的各种形式的地记接踵而出。如《华阳国志》的作者不但据东汉荀悦撰著《汉纪》的“立典五志”指导原则③，提出“书契五善”的见解以“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④为标准，而且深为先辈的治史态度所感动，注重其实地考察，对材料的网罗搜取极为重视，广收资料，去伪存真，不妄撰、不虚构。他“考诸旧纪，先宿所传，并据《南裔志》，验以《汉书》，取其近见，及自所闻”⑤。北宋吕大防称赞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⑥。《华阳国志》的著述主旨及其内容与《史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书中不仅记述华阳一地“两汉以来先后贤人”，而且加以扩展，兼及“梁、益、宁三州士女”与“侏离之氓”和“贱俚之妇”。可见在记载人物方面，《史记》是它的前驱和开端，它是《史记》的发展。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南宋，出现了不少在古方志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方志名著。当时人对方志编篡的议论和主张，也都贯穿着《史记》的著述主旨。众多名志中，如咸淳年间的《临安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区画明晰，体例井然，可为都城经载之法”。周中孚跋谓“总十门，每门又各有子目，有序有图有表有考有传，其首例行在所录”。北宋乐史编纂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始于东京，迄于四裔。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阙遗，此尽收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刊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南宋周应合关于修志必须“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的主张和“削去怪妄，订正事实”⑦的要求，马光祖所谓“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⑧的看法，郑兴裔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士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⑨。刘文富在《严州图经》序里所指出的修志是“告后之为政”等，都体现出《史记》著述主旨的影响所及。
    图表为方志表达事物重要方式。《史记》中的“表”以记事为主，是历代的大事记，是“本纪”的补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道“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此表之所以为要也”。清万斯同曾提出“读史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司马迁在《史记》里通过表格形式，把历代相传的世系，列国间交涉纠纷的关系，重要官职的更迭等繁重混淆的事项排列得头绪分明、清清楚楚。自汉而后，历代方志中，运用图表的记其事者，屡见不鲜。例如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全书四十卷，将当时全国十道所属四十七镇分列篇目，每镇卷首附图表，分类表述，体例完备。本书在魏晋以后的总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最古的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朱士嘉先生认为：唐代的图表“已经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地方志体例，可以称之为名符其实的地方志了。”图志是一度出现于隋、唐、宋、元的一种地方志书，它与图经其实为一类。《元和郡县图志》与司马迁的《史记》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作为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在《史记》中表现出了进步的历史观。然而，《史记》毕竟是一部封建地主阶级的史书，从根本上讲，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思来者”，志古自镜的核心内容，是要使《史记》发挥政治教科书的作用，使统治者了解“成败兴坏之理”和“古今之变”，成为“辅治”“资政”的肱股。这一点，不但两宋时期志书的修篡者奉为宏旨，元明清三朝修纂志书也无不把心力倾注其上。例如方志应“垂则后世，启鉴者之心，使知古今得失之归”⑩，应使官宦士绅“洞隆替之原，而施补救之述”（11）的意见，便是这种反映。清代章学诚说：“部府县志，一国之史”（12），“史志之书，有裨风教”（13）。正是历代继承并奉行了《史记》的著述主旨，使修志与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修志工作才得以经久不辍、生生不息，历千年而不衰。
    三、《史记》体例为历代修志沿袭仿效
    《史记》是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写成的。旧方志的体例，绝大多数都沿袭纪、表、书、传。用本纪记载大事，用书志体记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类情况。用表格序列族辈，以续家谱。用列传体记载人物，并辅以图谱、汇而成编。南宋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是一部“用史例编纂”的名作。元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认为“修《景定志》者，用《春秋》《史记》法，述世年二表，经以帝代，纬以时地人事，开卷了然，与《建康实录》相为表里，可谓良史。”并且指出该志有事类粲然的优点。“今志用为准式”。同治十年（1871）深州知县吴汝纶编纂的《深州风土纪》，“物产”一篇“附记农商状况、士女风俗、兼仿《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之体”，因而“得事核词雅之长”（14）。《史记》中的论赞为历代修志者乐于采用。不过除续称论赞外，也有改称为序、跋的。多是写于卷首或卷尾。序是说明志书的主旨、基本内容、用途、读者对象、写作原委及经过的文字。在魏晋以前，大多放在正文的后面。之后，一般都放在正文的前面。与“跋”（说明写作和出版目的、经过、资料来源等）相区别。北宋的《会稽志》中已初具“序赞”的刍型，南宋的《赤城志》、《临安志》并于各章节之前写有“序赞”，悉依《史记》体例。到了明代，志书增写“序赞”已相当普遍，成化年间，篡修的《新昌县志》把“题以事主，事以题完，名为小序以冠之”作为“凡例”。明万历修撰的《会稽县志》所作的序赞，更具以下特色：一是考。考证事物之历史，溯以渊源，订证前志之讹误；二是评。评论事物之臧否，提出自己的主张；三是述。概述事物之缘由，彰明事物之因果；四是议。议一事物与它事物之关系，揭示事物之弊端；五是导。倡导有利于民生的策略，引导吏治者为民着想。上述五点表明《会稽县志》中的序赞在深得《史记》论赞的要旨外，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延伸了论赞的作用。
    历代修志者仿效《史记》的体例，是因为司马迁创造性地从本纪、世家、表、书和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看似各有分工，实则又有内在的联系。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单独成文；合起来看，可以显示一定历史时代的全部社会内容。这种写史方法，不仅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修“正史”的典范。此后，以《史记》为母体，便产生了包含它本身在内的二十四部，三千二百四十三卷正史。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道：“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唐刘知已在《史通》中评纪传体史书曰：“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晋列年爵，志以总结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隐显必赅，洪纤靡失。”由于《史记》具有严密科学的体例，成功地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间自然和社会的各方面情况。有通合古今、包罗万象而又分门别类，科学编排的综合记述特色。这种体例对于记载一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地方志来说是适用的、可取的。章学诚就认为：“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志乃史裁”、“志乃史体”。因为史志有这种基本一致的方面。所以“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例之理”的“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就应该作为修志“规矩准绳，不可忽也”。章学诚还提出了“志属信史”、“为国史取裁”、“方志乃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的主张。故有清一代，方志学大兴，作者纷起。即是一些学者、考证专家也参与了主修方志的工作。由宋至今，千年之间，保存的方志将近八千种，共十余万卷，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清人编纂的。无疑，他们的作品是深受《史记》的风格的濡染下问世的。
    沿袭并不是简单地搬用成例。历代志书体例所呈现出的多彩多姿，生动地说明：地方志的体例，既借鉴于《史记》，又不拘泥于《史记》。有继承，也有创新。章学诚主张志书应由《志》、《掌故》、《文征》三大部分组成。以“志”为主体，用史体、史裁的纪、图、表、考、传的文体创作。《掌故》依吏、户、礼、兵、工部政府职能，将六部有关行政档案汇编于其中。《文征》仿照文选，选当地诗文纂入志书。此外，轶事、异闻等作为“丛谈”附于志书之尾。达到“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以求“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便是变通史例立志体的典型理论说明。这种既尊重作史成例又因时因事权为变通，以适应修志需要的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思考和行事方法。到了清末民初受到梁启超等人重视。至今日，修新志亦多引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