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记》本身所具有的不容争辩的艺术魅力，也由于历代学者的不断阐扬，如今，人们几乎都知道并且承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史记》的文学性，似乎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
    然而，从历史上来看，人们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却并不轻易，从只认为它是历史著作，到认识它是好文章，到进而承认它是文学作品，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史记》问世之后，西汉两位著名的学者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①，这虽然是从史学角度讲的，毕竟称许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好。东汉班固，在《汉书》里把司马迁列为文章家。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②晋代张辅，称赞“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逞辞流离”。③南北朝时期，刘勰在他那部著名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里，把“史传”作为一种文体，辟专章论述，已经把《史记》包括在广义的文学范围之内了。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韩愈、柳宗元都非常推崇司马迁的文章，韩愈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④；柳宗元一则说“《谷梁》《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一则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⑤由于他们把司马迁的文章树为古文典范，从而奠定了《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纵观自汉至唐人们对《史记》文学成就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在从文章、古文（或说文章辞采、散文艺术），亦即从广义的文学这个层次的认识上，认识过程是相当顺利的，古人之间以及古人与今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其二，但到这时为止，还只是把《史记》作为广义的文学看待，对于《史记》在写人、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就，根本没有涉及--刘勰这位文论家如此，韩愈、柳宗元这两位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如此。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的《昭明文选》不收《史记》的传记作品，也说明编者是把《史记》传记作品放在文学视野之外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正象一些文艺理论家所指出的，这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长时期内不重视人物形象问题，甚至没有人物形象的概念有关。
    到宋代，与话本小说的兴起和广泛流行相联系，有人开始从人物形象和文学创作角度对《史记》进行评论和研究。魏了翁在评论《高祖本纪》高祖还乡一段时指出：“后世为史者，但云‘还沛置酒，召故人乐饮极欢’足矣。看他发沛中儿，教歌，至酒酣击筑，歌呼起舞，反转泣下，缕缕不绝，古今文字淋漓尽致，言笑有情，安可及此！”⑥这里，评论家讲得很清楚，这种把生活细节、人物情味刻画得如此酣至、逼肖，并造成如此浓重的氛围、意境，已经超出了历史的需要，显然进入文学创作的范围了。刘辰翁在他的《班马异同评》这部评点著作中，指出《司马相如列传》的文君夜奔等于“一段小说”，指出司马迁为人作传，不只写人物的生平、功状，还注意写那些最能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象《绛侯周勃世家》狱吏书牍背、太后以冒絮提文帝等，用这些来为人物传神。他评《留侯世家》时，称赞“圯上老人又极从容，如同时亲见”，“妙处正在‘履我！’又业已如此。”批评班固对这些描写妄加删削，以致使作品“顿失数倍意态”。此后明清评点家，尤其是一些小说评点家，更进一步从《史记》的写人艺术、虚构、想象等文学创作特征，以及传记文学与一般小说的区别等方面进行考察和论列，其中以金圣叹的评论最为深刻、独到。他说：“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计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⑦又说：“司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缺者而附会焉，又见其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⑧金氏这两段论述，实际上是最早对《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创作特点所作的概括和阐明，也是第一次对小说与传记文学之间区分所作的界定。此外，周亮工有“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⑨说，姚苎田有“冥心独运之文”⑩说，郭嵩焘有“亦自喜其摹写曲折之工也”（11）说。这些说法都说明作者看出了《史记》具有文字创作的成分。
    “五四”之后，鲁迅站在现代认识的高度，对《史记》有过两句著名的评语，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2）。这一评语，是对《史记》文史结合特质的明确确认，也是对《史记》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标志着对《史记》的文学性已经从整体上获得了本质性的认识。
    那么，至此，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是否就解决了、就统一了呢？并没有。只要稍加深究就会发现，人们承认《史记》是文学了，但是每个人头脑里那个“文学”的内涵却是各不相同的，有人承认它是文学，只是承认它运用了文学描写的手法，写得富有文彩，实质上就是不承认它是文学创作。即使如今，就以文史两界而论，看法仍有分歧，就连问题的提法都不一样：史学界同志提出，司马迁是用文学之笔写历史人物呢，还是借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创作？文学界同志则问，《史记》仅仅是用了一些文学描写手法呢，还是包含文学创作成分，具有文学创作性质？
    看来，对《史记》的文学性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和给予科学的界定势在必行，它反映了《史记》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早在30年代初，有人就已专文探讨过这个问题--虽然没用“文学性界说”这样的词。袁菖1930年在中央大学半月刊一卷第十三期发表《史记之文学研究》，文章“导言”第一个问题讲的就是“史记何以为文学”？他主要讲了三点：（1）有感情；（2）有丰富的想象；（3）有个性描写。在第三部分，讲“史记文学的艺术特质”，列出七点：（1）个性的表现；（2）笑的描写艺术；（3）小说的艺术；（4）散文的艺术；（5）戏剧文学之艺术；（6）喜剧艺术之一瞥；（7）悲剧艺术之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