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走过的路告诉我们，探究和界定《史记》的文学性，从《史记》具有哪些文学特征，运用了哪些文学手法着手是必要的，然而却远远不够，因为问题的症结和焦点已经不是手法问题而是性质问题了。史学界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司马迁是用文学之笔写历史人物呢，还是借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创作？或者更本质些说，《史记》的人物传记，是实录还是创作？
    我们的话题不妨就此说起。在我看来，这个提法本身就有些毛病，因为从道理上讲：
    第一，司马迁写《史记》的当时，还处于文史不分的时代，他并没有今人这样明晰的史学与文学的概念，他写《史记》，恐怕既不必明确也不会在意是用文学之笔写历史人物还是借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创作，既如此，我们又何必硬把两者对立起来？既是文史不分，就意味着其中有文有史（不管所占比例如何）。我们知道，在当时，在散文领域还没有纯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所以散文领域的文学创作常常是寓文于史、寓文于论--即寄体于史或寄体于论等等而出现。
    第二，那么，能否把寓文于史的关系理解为、简化为、或对换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呢？内容是历史，文学只是表现形式，寓文于史就是以文学笔法写历史？这样的理解、简化或对换恐难说通，因为寓文于史是把文学创作寄寓在历史的记叙之中，是寄体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现出来。
    第三，关于《史记》的性质，现在正进行着深入的讨论。阮芝生强调它的特质在于它是“百王大法”，是“横跨‘经史子集’四部为一书的绝无仅有的伟大作品”（13）。韩兆琦说司马迁著《史记》原意是要发表他的一家之言，是要使《史记》成为象《春秋》一样的“经”，是为后人开的“治世药方”，它“说道理是首要的，写人物，写故事，是为了讲道理服务的，是一种载体”。（14）不管这些说法能否成为定论，不管这个讨论结果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如果承认它的百科全书性质，就不能以某一种（即使主导的）性质而否定其他，排斥其他。多质并存，这正是《史记》的卓绝之处！当然，反过来说承认《史记》的百科全书性质，并不就否认《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主要是历史著作，因为《史记》毕竟主要写的是历史，而且司马迁首先是作为一个历史家来写它的。这一点，是从任何一个角度，特别是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时所时刻不能忘记的。
    在从道理上说明一些问题之后，让我们进入实质问题的考察。针对《史记》是否具有文学创作性质这个关键问题，我们试着从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这几个较为根本的方面着手探究，其它一般性问题从略。
    一、从写什么，亦即所写内容对象上看。
    （一）《史记》述史，与先秦史书有个根本区别，是从以事件为中心转到了以人物为中心；与后来其他同样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著作也有一个显著的差别，这就是它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写到“某某‘为人’如何如何”的地方特别多。比如“禹为人……”、“始皇为人……”、“项王为人……”、“吕后为人……”、“子胥为人……”、“灌夫为人……”等等。象这样的字眼，不说篇篇都有吧，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还不只一句两句。这“为人”的含义，首先是相对于“功业”而言的，就是说，司马迁写人，不单重视人物的历史功绩、功业表现及历史评价，同时还重视人物的品德节操和为人品行等道德评价；其次，“为人”的含义还包含着对人物性格和个性的体认和把握，也就是关注于探寻和表现每个人物所独具的、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个性特点。也就是说，作者不单是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待，也是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笔下的人，就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历史的人，而具有了文学上“人学”的人的特点。
    （二）人们在说明《史记》具有文学创作特征时，常常强调它的“有感情”，它的“笔端挟带感情”，或说它“灌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强调它的“以情感人”。是的，感情是文学的重要特质，有无感情的投入是区分是不是文学的重要标志。可如果只说到这一步，还不容易和一般历史著作区别，因为写历史，写一般人物传记，是爱是憎，是褒是贬总有个主观态度，只不过有强弱、浓淡、隐显之分罢了。还有人强调，《史记》“不只叙事，兼能写情”，或说“不只叙事，而且传情”。如果前者所说“有感情”、“挟带感情”等所说的感情是指作者的感情的话，那么这里所说“写情”，“传情”的情，指的就是人物之情，事理之情，是人物、事理本身内在的情蕴了。这是《史记》“感情”的又一个层面。此外，古今许多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史记》“辞多寄托”、“寄兴深长”。也就是说，《史记》写的是历史人物，但在这些人物传记中，司马迁往往情不自禁地把他自己的人生体验、生活发现以及自己的理想、愿望、希冀、追求等等，融注、渗透、寄寓在其中。譬如，《屈原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雎蔡泽列传》所阐发的“发愤著书”、“穷愁著书”说，《伍子胥列传》、《季布栾布列传》等所表达的“隐忍以就功名”的信念，难道不是凝注进了作者司马迁的人生体验？《外戚世家》所突现的“偶然性在人生命运中的作用”的主题，《万石张叔列传》所揭示的“万事唯谨”至于极点的这种家风世风对于人的智慧、才干的窒息与扭曲，难道不是闪耀着司马迁独特的人生发现？《魏公子列传》和《李将军列传》所表露的对于“谦恭下士”、“好客为国”的“翩翩佳公子”和“国士无双”的一代名将的崇慕与爱戴，难道不是明显地寄寓着司马迁的理想，甚至是按照他的理想塑造出来的吗？是啊，司马迁作为一个有崇高使命感的历史家，不但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拥有广泛的社会阅历，而诗人的气质，又使他对一切都保持特有的敏感。特别是李陵之祸的遭遇，更使他获得了比常人要入骨三分的人生体验。他写历史，不仅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且要“成一家之言”，他“述往事”是为“思来者”，他还“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那么，一部《史记》里，该里多少话要和时人讲和后人说呀！就如《报任少卿书》所显示的，他要向人们剖白、倾诉、传达的，他要告诉、提醒、警戒、激励、感动人们的，该有多少！所有这一切都要写进《史记》，事实上也已经写进了《史记》。那么《史记》的内蕴，单单一个“历史”怎能包容得了呢！
    （三）《史记》还有一点与一般历史著作不同，这就是它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只是进行历史评价，而且是把它们当作审美对象来写来看待的。譬如《赵世家》所写赵氏孤儿的事，可以看得出来，作者绝不只是为了告诉人们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也不只是为了肯定和表彰公孙杵臼、程婴这样的人。他是觉得，这桩事，这些人，和他们的不平凡的作为，体现了人类一种崇高的精神，体现出了一种崇高的人格美--一种为救助被迫害的孤儿而慷慨献身的大义，是非常值得钦慕、咏叹和玩味的，所以才用饱蘸激情的笔，把它写出来，用以感染和激励人们。读《史记》，特别是读其中一些得意之作，往往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已经把他的人物理想化了，是按审美的要求、审美的理想来刻画和塑造他的人物的。象前面提到的《魏公子列传》，司马迁对信陵君“谦恭下士”、“好客为国”的人品崇慕之至，视为难得的理想，写来便无限低徊，无限唱叹，传中连称“公子”不绝于口，以至全传竟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还有，《史记》写易水送别、乌江自刎、过沛还乡这些著名场面，都着意经营，造成那样浓至的、令人唏嘘感叹的氛围意境。所有这些，都一在说明，作者所写，已不只是单纯的历史事实，客观的历史现象，而是经过了审美观照之后的审美创作。
    综上所述，首先从所写内容对象上看，《史记》就已远远超出历史的范畴，进入文学领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