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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以为不会。第一，我们说《史记》是文学，具有文学创作的性质，并不是说《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篇篇是文学，篇篇都有文学创作。其中《书》、《表》部分根本不属于文学，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其中有个例外，就是《封禅书》实际写成了难得的讽刺妙品），就是《本纪》、《世家》、《列传》这些人物传记部分，也有很大数量的篇章（起码百分之五十以上）重在排比史料、叙事纪实，用的是一般史笔。象五帝、三王和秦本纪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大部分世家就是如此，只在涉及一些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部分，间或有一些精采的文学片断。这些篇章，从总体上说，自然也算不得是文学。能够称得起文学作品的，主要是人物传记当中那些确实经过了文学创作，刻画了人物性格，真正把人物写活了的那些篇章（总共不过四五十篇）。就是这些篇章之中，文学创作成分的多少，艺术质量的高低，文学意味的浓淡，各篇之间也各不相同，那差别还是很大的。第二，《史记》再创作中有些脱胎换骨、移花接木、甚至移甲作乙的改动，这些属于或人、或事、或时、或地的改动，对于不允许虚构的历史真实来说，性质上当然是严重的。然而所有这类改动，一般都限于具体细节范围之内，而在重大事件的大关要节上，司马迁是毫不含糊，严格忠于历史的--《伍子胥列传》拒捕一段把原伍尚一个人说的话改成伍尚与伍子胥之间的对话，主角也由伍尚改成伍子胥，但拒捕这个大关要节没变，入郢复仇一段，把鞭墓、挞墓改为掘墓鞭尸，但入郢复仇这个大关要节没变。正因为这样，就象尽管《史记》有不少疏略抵牾，却并未妨碍它作“实录”的定评一样，一些个别的、细节范围内的虚构、改动，也动摇不了它作为“信史”的地位。第三，更为可喜的是，司马迁找到了一种解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矛盾，使之两全其美的法宝--“互见法”。互见法一方面使信陵君在《魏公子列传》中被塑造成谦恭下士，好客为国，一身系魏国安危的理想化的光辉形象；一方面在《范雎蔡泽列传》又使读者如实看到他怯懦自私，不敢收留魏齐避难的很不光彩的一面；特别是在《魏世家》的论赞里，还向读者交待出历史的真象：“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所以，第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学创作”与“实录”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而在于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以及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实录”、“信史”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文学创作”是采取一般小说那样，“顺着笔性写去，削高补低都由我”的办法，肯定要发生矛盾，而如果采取象《史记》所创造出来的这样一套适合传记文学特点的特有方法，矛盾便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也好克服。在此我们就越发感到金圣叹在把《史记》与《水浒》作比较时所作的那段概括得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