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为什么写，亦即从写作的目的动机上看。
    （一）司马迁写历史，不但有历史家强烈的使命感，还时时有文学家的创作冲动。每当我们读起《史记》当中那些出色篇章的时候，常常会强烈地感到作者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他要把他的人生体验，把他的爱和恨，把他想要称扬和鞭挞的各式各样人物的思想性格、灵魂嘴脸，统统刻画出来。读着《史记》，我们常常会感到象归有光所讲到的那样：“太史公但若闹热处，就露出精神来了。”“如说平话者，有兴头处就歌唱起来。”（15）
    （二）司马迁的《史记》，不但为中华民族述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写心。他写历史，不只是进行历史的评价和裁判，而且继承和发扬“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传统，把自己作为民族的良心。他在民族历史心灵的大海里遨游、巡礼，揭露不平，鞭笞罪恶，讽刺丑态，赞美英雄，颂扬美德，追求崇高，追求光辉理想的人格，对于形形色色的人性，作出妍蚩必显的鉴镜。所以人们读《史记》，不仅可以读到历史，还能读到人的命运与人的心灵的历程。
    三、从怎么写，亦即从表现方式和创作方法上看。
    这里，我们不准备也觉得不必要再从描写的形象性以至夸张、想象等等再去全面论列，只想就心理描写、人物语言、人物典型化几方面作些重点考察。
    （一）古代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或说“右史记言，左史记事”--总之，所记重点在于“言”、“事”，至于帝王的言行动机，执笔史官无权、也不敢妄加推度。于是乎以史传为主体的先秦叙事文学，一向缺少心理描写。而《史记》由于司马迁重视人的历史作用，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更由于他对人物“为人”的特别关注，就特别注重和加强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因此，《史记》比起其他史传作品，心理描写比重的加大便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五帝本纪》据《尚书·尧典》和《孟子·万章上》加工改写虞舜孝亲的故事，重要增润之一就是加了“瞽叟、象喜，以为舜已死”的心理描写。《孔子世家》据《论语》刻画塑造孔子形象，也增加了不少象“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这类心理描写。这是有古代典籍作为素材凭借的，就是没有典籍作凭借，由作者自己搜集材料或完全自己创作的作品，也有不少出色的心理描写。譬如《赵世家》写“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淮阴侯列传》写“高祖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魏其武安侯列传》写“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这些心理描写，一看就知道绝不是出于史官记载或别的什么史料提供，只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结合人物处境，详情度理，经过想象加工而创作出来的。
    （二）《史记》的人物语言描写也大半出于“见象骨而想生象”，是“善设心处地，代作喉舌”（16）的主观营造。象《晋世家》写骊姬的谗言，由《左传》“贼由太子”一句而生发成一大篇固为显例，再如《伍子胥列传》伍子胥伏剑自裁前仰天长叹那段话：“嗟乎！谗臣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我以死争之于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于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这段话把伍子胥一腔忠而见疑，有大功而遭谗陷的怨愤，一古脑儿倾泻而出，为自己，也为那些因耿介而获罪的人吐了一口长气。这番话，《左传》、《国语》里都没影，自然是出自作者的“杜撰”，然而就情理言，所有这些又都如水到渠成，是势所必发的。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吴见思《史记论文》评它“其写醉语、怒语、对薄语、忙语、闲语、句句不同。至武帝亦不直武安，无奈太后何，亦欲廷臣公论，乃诸臣竟不做声，遂发作郑当时，是一肚皮不快话语，一一入妙”。即以东朝廷辩一场而论，田伶牙利齿，血口喷人的话，韩安国圆滑世故，首鼠两端的话，郑当时局促嗫嚅的话，以及武帝这位少年天子失望负气既是发作又是发泄的话，种种声腔口吻，恐怕你就是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或高明的模拟演员，也难传达于万一。能写出这样的人物语言，靠的绝不是史官“记言”的本领，而只能是出自文学大师的呕心创作。
    （三）《史记》人物典型化，有自己的特点，季镇淮把这个特点概括为“从‘实录’到典型化”（17）。他说：“司马迁写的是历史人物，他固然不能虚构事实，必须依据确信的事实。但是选择事实，剪裁和安排事实，突出地描写某些事实这一系列的思考过程之中，显然包含着他对事实的认识、想象和体会。上述方法的运用过程实在也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司马迁找到了一把通过特殊、个别来体现一般的钥匙。他塑造典型，既不能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也不能用以一个生活原型为基础，再吸取他人材料加以融合的办法，而必须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进行艺术创作。因此，“实录”原则是司马迁塑造典型人物的基础。但是只有这一条还不能创造出典型人物，只有卓越的史识和高度艺术概括的完美结合才是达到典型化的途径。这卓越的史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具体说来便体现在传主的选择以及事件的选择和描写上。司马迁凭着卓越的史识，从历史上真实人物中选择那些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又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的人物，再从这些人物一生行事中选择那些有助于揭示人物本质的，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件，从而塑造出人物的典型形象。
    前面说到，司马迁写《史记》，“辞多寄托”。就是说在写人当中往往把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发现和理想愿望写进去。这些作者个人的东西，对于原本传主人物来说，是外加因素，两者之间如何统一？弄得不好会给人以生拉硬扯两张皮的感觉。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采取的是寻找两者“契合点”的办法--即凡所寄托，一定要是传主本身经历中确实具有，甚或是传主本人也体验到的，这样的寄托，对传记本身来说，等于是画龙点睛，往往能起到一种升华作用，象“隐忍以就功名”的论赞语对于《季布栾布列传》就是这样。还有，司马迁有时为了把人物理想化和典型化，也为了使人物性格保持统一，使一篇作品主题统一，风格完整，常常把传主的一些和传主主导性格不一致，和作品主题不一致的事迹不在本传中写，而以他传见之。这种方法，解决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典型性这两方面要求的矛盾，做到了既忠实于历史，又保证主题和人物性格的统一，两全其美。这个方法就是司马迁为达到传记人物典型化所匠心独创的“互见法”，《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等等，都成功地使用了它。
    综上所述，我们又从表现方式和创作方法上论述了司马迁写《史记》确实不只用一般史笔，也不只是运用了一些文学描写手法，而是实实在在进行了严肃的文学创作。
    四、然而，最能有力地表明《史记》的文学性质的，莫如实证。
    我于1994年第2期《语文学刊》曾发表《〈史记〉文学性界说之实证》一文，从《史记》及《史记》据以为素材的先秦典籍的比较对照中，举出了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例证，说明：（1）《史记》不是单纯的历史编纂而是认真地进行了文学再创作；（2）《史记》不仅是为人物作客观实录，同时也在特定的历史人物身上概括进了更多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3）在组织结构上，它不是把历史按其自然状态加以复述，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行艺术加工，富有想象力地安排材料；（4）《史记》述史，允许有一定的想象、夸张乃至虚构，《史记》的许多再创作，不仅有增润生发，也使用了移花接木，甚至移甲作乙等手段（详见该文）。
    以上，我们从道理上和实际上两个方面论证了《史记》不仅是运用了一些文学手法，而且是从根本上具有了文学创作的性质。
    如果这些论点能够成立，那么承认《史记》具有文学创作性质，是否会危及《史记》作为“实录”的信誉，以至动摇《史记》作为信史的地位呢？这是史学界同志所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