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对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一部典籍，在整个封建时代，除少数几个人从史学角度审视过它外，人们一直把它作为六经之一来看待，影响了对它思想内涵的正确揭示与把握。近代以来，人们对《尚书》所具有的珍贵史料价值、所蕴含的政治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正确把握《尚书》的价值提供了依据。今天，当我们从史学思想的角度再来审视这部典籍时，我们对它在史学上的价值，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本文拟就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另外，本文不涉及《尚书》的今古文真伪问题，只以学者们考定的、现今流行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作为论述依据。
    一、从刘知几到章学诚：对《尚书》史学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
    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对随、唐以前史书体裁做总结，把《尚书》作为一种重要的史书著述形式来看待，与《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提。其中心论点有三：
    其一，认为《尚书》为记言体史书。所谓“《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①此言盖有所本，《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序：“《书》者，古之号令”，《春秋》序：“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只是班固时史部尚不能脱离经部而独立，班固所谓《尚书》，依然是从经的角度审视它，刘知几则明确将其列诸史书之列，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
    其二，作为记言体史书，《尚书》的体例是不纯的。刘知几认为《尚书》作为记言体史书，所载应是“典、谟、训、浩、誓、命之文”，但其中“《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②记言记事兼而有之，在刘知几看来是不合史法的。
    其三，指出《尚书》这种记言体史书本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缺点，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体裁也就消失了。所谓“宗周既陨，书体遂废”。后虽有续作者，但终因“理涉守株”，“受嗤当代”，③没能继续存在下来。
    刘知几虽拘泥于体例来谈《尚书》，但他在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中把《尚书》这部封建时代的经书看做是史书的一种，扭转了人们长期从经学的角度研究《尚书》的局面，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正如张舜徽所言：“《书》与《春秋》，自来列诸六艺，视为垂世立教之书。昔人纵然目为史之大原，抑未有取与《史》、《汉》并论者。下侪汉人诸作，等量齐观，则自知几始。俾学不囿于经史之分部，而有以窥见著作之本，推廊治史之规，刘氏之功，又不可泯矣”。④
    和刘知几相比，章学诚对《尚书》史学价值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他提出“六经皆史”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⑤把包括《尚书》在内的六经当作史书看待。他在《文史通义》中，以《书教》为名，写了三篇文章阐述自己对《尚书》以及古代史书体裁变革的看法，中心论点如下：
    其一，《尚书》作为一种史书撰述形式，体现的重要思想是“因事命篇”，“体圆用神”。章学诚指出，史书的撰述形式要取决于内容，而《尚书》正是这方面的代表。“夫史为纪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⑥他批评了刘知几拘泥于史例来谈《尚书》的做法，认为《尚书》并非体例不纯。他说：“《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书，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⑦指出刘知几以后代史法来衡量《尚书》，是不对的。
    其二，《尚书》蕴含了古代帝王的经世思想，而这种经世思想是通过灵活的著述形式体现出来的。“典、谟、训、浩、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⑧孔子删定《尚书》“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也”，来教育学生。
    其三，《尚书》这种著述形式并未消亡，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优点被后人吸收，融合到其它史书体裁中。司马迁作《史记》，“体圆用神，犹有《尚书》之遗”，⑨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⑩《尚书》“圆而神”的撰述形式，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针对史书为体例所拘，“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的弊端，章学诚提出“师《尚书》之意”，（11）效法《尚书》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撰述形式，变革史体，使之更好地表现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
    可以看出，章学诚对《尚书》的看法与刘知几所取的角度是不同的，刘知几纯粹从“史法”的角度认识《尚书》，章学诚则从“史义”的角度认识《尚书》，他探讨《尚书》体例，主要从它是否正确表现了历史内容出发，并指出《尚书》具有经世的内容，这些，都使得人们对《尚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