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分析，《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代世表》《鲁世家》《宋世家》《卫世家》《燕世家》等篇中，均大量引用了《尚书》中的材料。这里有一个司马迁引《尚书》是今文还是古文的问题，自汉至清，对此争论不已，见解不一。我们分析过《史记》所引《尚书》各篇，有今文也有古文，司马迁是兼采今古文的，这不难理解，司马迁不是经师，他要根据自己撰史的要求来采摘可信的史料，正如刘家和所指出的：“与当时株守一经及一家之说而拒斥他说的陋儒不同，司马迁对儒家诸经之间的态度是开放的。”（35）当着司马迁叙述史事时，《尚书》只不过是他所要利用的上古史料，他冲破经学师法，本着实录的原则来选择资料，是不足为怪的。
    司马迁在利用《尚书》时，也吸收了《尚书》史学思想的精华，并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
    其一，《尚书》在思考历史变动时，注意到人心向背，用贤与否对王朝盛衰的作用，司马迁吸收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夏本纪》表扬“维禹之功，九州牧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殷本纪》表扬伊尹助汤，殷以兴，傅说相武丁，“殷国太治”。《周本经》表扬周公辅成王，周朝得以巩固，共和二相行政，宣王从此中兴。相反，夏桀不务德义，诸侯多畔。殷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遂亡。司马迁在《楚元王世家》中引用《逸周书》中的话说：“安危在出今，存亡在所任”，指出任用贤人的重要。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发展了《尚书》中“保民”的思想，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夏本纪》记禹治水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指出禹治水成功，是依靠了百姓的力量。因此司马迁说：“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36）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兴亡，不是那一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老百姓的力量在起作用。
    其二，司马迁继承与发展了《尚书》用综览的眼光看待历史盛衰的方法，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7）的思想”《尚书》指出殷商自成汤至帝乙，国力强盛，帝乙之后，势力衰落。司马迁更进一步深入考察了殷商盛衰的过程，自成汤至太甲，殷兴盛；帝雍已时，由盛转衰；太戊时，“殷复兴，诸侯归之”；河颤甲时，“殷复衰”；祖乙时，“殷复兴”；阳甲时，“殷衰”；盘庚时，“殷道复兴”；小辛时，“殷复衰”；武丁时，“殷国大治”；帝甲时，“殷复衰”；帝乙时，“殷益衰”；商纣时，国家一片混乱，终于灭亡。司马迁对整个殷王朝盛衰的考察，与《尚书》试图用综览的眼光看问题是密切相连的。而且，司马迁把这一思想扩大到考察自黄帝至汉武帝时三千年历史的盛衰，并试图“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更是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刘咸忻曾说：“《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疏通知远即察势观风也。孟子之论世，太史公之‘通古今之变’，即此道也。”（38）洵非虚语。
    其三，《记》中书体的体裁形式，借鉴了《尚书》。司马迁就：“礼乐损益，历律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39）赵翼《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条说：“八书，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礼、乐、律、历、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等均为国家大政的重要内容，司马迁所以设书体是为了记载国家大政的发展史。《史记》八书采取了《尚书》的内容和对象，因为《尚书》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国家大政，梁启超指出：“其八书详记政制，蜕形于《尚书》。”（40）范文澜也指出：“《史记》八书，实取则《尚书》，故名曰书。《尚书》尧典、禹贡，后世史官所记，略去小事，综括大典，追述而成。故如‘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律书》《历书》《天官书》所由昉也。‘岁二月东巡狩……车股以庸’，《封禅书》所由昉也。‘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平准书》所由昉也。《禹贡》一篇，《河渠书》所由昉也”，（41）肯定了书体的名称和内容、对象基本上是借鉴于《尚书》的。《史记》八书借鉴《尚书》，把它与先秦典籍中有关国家大政的论载及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和体裁相结合，并将书体融于《史记》整体中，赋以新的更有系统的对象和内容，也是基于司马迁对《尚书》的深入研究而完成的。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史学中，《尚书》是不容忽视的一部著作，它不但记载了上古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思考历史的变动、总结历史盛衰的史学思想。《尚书》对历史盛衰的考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反映出三代以至春秋时期人们历史总结意识的发展。《尚书》记言、记事的体裁形式引起后世史家的注意，被后世史家改造发展。认真总结《尚书》的史学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先秦史学的历史地位，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注释：
    ①②③《史通·六家》
    ④《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卷一》
    ⑤《文史通义·易教上》
    ⑥⑨⑩（11）《文史通义·书教下》
    ⑦⑧《文史通义·书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