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尚书》史学思想的精华：思考历史变动总结历史盛衰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在先秦文献中，《尚书》最突出的思想是思考历史变动，总结历史盛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殷鉴”思想。殷周之际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发生过巨大的社会变革，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2）正因为此，取代“大国殷”的“小邦周”，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思考夏殷由盛而衰直至灭亡的历史过程以及周的历史前途，明确提出“殷鉴”思想。这在《尚书》中《周书》各篇表现特别明显，“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13）“人，无亍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14）非常强大的夏殷为什么“坠厥命”，周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命运，成为《尚书》殷鉴思想的核心。
    《尚书》在总结历史经验，考察历史盛衰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综览的眼光，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观察历史盛衰，超越了就一事一物孤立地进行总结。二是能够从盛与衰、兴与亡两方面进行思考，全面分析历史盛衰的原因。
    从《尚书》我们可以看出，殷商自成汤至帝乙，是兴盛的时期，从帝乙开始便走向衰落，直至灭亡。《尚书》用综览的眼光总结了导致这种盛衰局面的原因，一是由教化敬天到欺天，最终被天所弃。“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变惟天丕建，保义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佚，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15）从成汤到帝乙，努力施行教化，谨慎祭祀上天，因此兴盛，而此后诸王，欺骗侮慢上天，奢侈腐化，因此受到上天遗弃，招致灭亡。二是由勤于政事，体恤民情到耽于朝政、忽视民间疾苦。殷中宗（大戊）“治民祗惧，不敢荒宁”，享国七十五年，高宗（武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祖甲“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享国三十三年，以后的殷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而享国也只有十年、七、八年、五、六年、三、四年了。周文王创业之时，“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16）享国达五十年。勤于政事、怀保小民而盛，享乐腐化、不恤民情而衰，通过这种兴衰原因的比较，警醒统治者“鉴于兹”。三是由任用贤人治国到任用小人治国。夏朝先王任用贤人，国力大盛，夏桀登基后，“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17）殷代夏而立，“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18）殷之所以“多历年所”，正是由于任用了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贤、甘盘等有贤能的大臣。但商纣“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19）不任贤人，残暴无情，招致亡国。《尚书》把用人当作关系历史盛衰的大事，这在神意史观笼罩的殷周，是非常了不起的见解。
    其二，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在古代，不少思想家都用天人关系来解释历史的盛衰，并试图利用这一关系找出历史演进的原因。《尚书》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人问题的滥觞。殷商以前的人们在历史意识上一直是信奉上帝神的，认为王朝的更替、历史的盛衰，都是上帝的安排。但是，自命为遵天行事的夏、商、周的更迭，使得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天人关系，并开始认识到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天命是会转移的。“惟命不于常”，（20）“天命不易”，（21）“天不可信”（22）等等。这样，从商到周，“敬天”思想就逐步发展到“敬德保民”，人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上帝神的束缚，但已注意到人的重要，指出国家存亡、历史盛衰，更重要的是人事的作用。“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23）“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乃尽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24）表明了历史意识已开始摆脱神意的束缚，从人神混杂的状态逐步走出，“敬德保民”则说明了《尚书》对历史变动的思考开始从上天向人世间转移。《尚书》中“敬德”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但中心内容是“用康保民”（25）“子子孙孙永保民”。（26）要体恤民情，爱护百姓，除掉奢侈行为，安抚边境之民，“协和万邦”。这样才能使国家长盛不衰。国家统治要以民心为据，“天斐忱辞，其考我民”，（27）看看民心就知道天命的动向了，把现实的人间的政治当作天命转移的根据。《尚书》认识到民心在历史盛衰，王朝更替中的作用，把天人关系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一直影响着以后历史家、思想家对这一关系的认识。
    其三，肯定社会变革的合理。《尚书》中记载了两种类型的变革，一种是尧舜时的“禅让”，一种是夏殷、殷周间的“革命”，这两种变革形式都是顺应天意与人意的，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对历史变动的思考。汤革夏命，是因为“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沉重的剥削与压迫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人民决心要与夏王同归于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28）商汤代夏，正是顺应了民心与天意。“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29）受到四方诸侯拥戴，把人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武王克商，也是因为殷代后王残酷暴虐，淫乱腐化，任用小人，“俾暴虐于百姓”，（30）周取而代之，同样合乎天命与人意。《尚书》在解说社会变革时，还没有彻底摆脱天命观的束缚，但它认识到社会到民不聊生时，就要进行变革，这是顺应天意与人意的，无疑就肯定了变革的合理。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
    总之，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尚书》反映了当时人们历史总结意识的发展，它把夏殷周三代的兴替联系起来考察，不把它们看作是彼此不相联系的偶然现象，力图从中找出三代更替的某种因果联系，并试图通过历史盛衰的考察，来构想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这种思想在先秦史学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尚书》对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对《尚书》进行过深入研究，他曾随孔安国学习《尚书》，据《汉书·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司马迁作《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31）“考信必于六艺”（32），对《尚书》下过深厚的功夫。他还指出《尚书》，曾经过孔子整理：“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33）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吸收与发展了前代思想家对《尚书》的认识。《庄子·天下篇》说：“《书》以道事。”《荀子·观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都把《尚书》看成是对先王政事的记载。司马迁进一步指出：“《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34）这就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尚书》记载的是先王事迹；其二，《尚书》与政治治理密切相关。因此，他既把《尚书》看作上古史料，又吸收了《尚书》史学思想的精华，融入自己的史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