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是明代最为重要的圣典，是明代后朝对前朝所作的具有权威效力的历史结论，也是关系到一朝君臣流芳和遗臭的千秋大事。谁掌握了《明实录》修纂的控制权，谁就掌握了对与己有关的前朝君臣和当朝臣僚进行褒贬的权力。所以，君主常常利用实录的修纂攻击与自己有仇隙的前任君主及其随臣，并为自己涂脂抹粉，巩固其统治地位。而大臣则利用主持和参与实录修纂的机会，抨击政敌，攻讦异己。另一方面，《明实录》的修纂例由勋戚当监修，首辅任总裁，内阁大臣及文官要员大都参与修纂，因而《明实录》的修纂与明代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实录的修纂成为大臣们进行争权夺利的焦点。傅吾康指出：“实录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超然的学术活动。由于监督纂修的大学士往往卷入了前朝的政治争论，他们当然渴望将他们的个人观点注入原文而牺牲与之对立的观点。此外，他们有时候还可以表达地区或集团的观点。”[①]利用《明实录》进行权力斗争时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一、篡改与揭丑：君主利用《明实录》贬斥前任、树立己威
    在宗法社会里，王朝的皇位一般都是父死子继的，所以后任皇帝在其控制的史书中对前任君主多大肆颂扬并竭力讳饰。然而，那些靠武力夺取皇位的君主，和以旁支入嗣大统的皇帝，因与其前任君主有利害冲突，便于史书中暴露其丑行，攻击其政迹，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和改变其旁支庶出的卑弱形象。明代实录的修纂中，上述现象尤其突出。利用《明实录》进行政治斗争的明代君主，多为非程序继位者或其子孙，前者如朱棣，后者如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等。当建文帝为乃祖朱元璋修《太祖实录》时，其叔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朱棣上台后为了使自己篡位合法化，对《太祖实录》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修改。第一次修改在朱棣篡位后仅4个月的时候，他下诏攻击“建文所修《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并命令正副监修李景隆、茹常“端乃心，悉乃力”，既不负太祖宠遇之厚，“亦以副予之孝诚”，修改好实录[②]。接着，他在给其他纂修官的诏谕中，进一步抨击初修本失实：“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要求众史官“恪勤纂述”、“无忝厥职”。朱棣的两道诏令实际上已为二修《太祖实录》定下了基调，暗示臣下应按他的旨意篡改。但是，当《太祖实录》二修完毕后，朱棣发现篡改得仍不彻底，认为是李景隆和总裁解缙等人“心术不正”造成的，于是另择史臣，再次改修《太祖实录》。这次改修花了5年多时间，修改得比较彻底，所以进呈之日，他手捧实录，“披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少副朕心。’”[③]朱棣对《太祖实录》一再改修，目的就是为了篡改实录中不利于他的历史事实，并制造其篡位的合法依据，同时对其前任进行诬谤，以动摇建文合法统治的基础。经过篡改后的《太祖实录》主要在“嫡出”和“靖难”两个方面为朱棣作了粉饰。所谓“嫡出”，就是把朱棣伪装成朱元璋正妻高皇后马氏所生之子，以为其夺位披上合法外衣。实录公然称朱棣“母孝慈高皇后”。卷147“马皇后”小传也说：“后尝梦微时，携诸子在原野间，卒遇寇至，皆红巾，甚恐。适今上（即朱棣）以马进，扶后上马，复跃马从。寇见今上，皆辟易遁去。后与诸子从容而还。遂觉，故独爱于今上。”这段梦境记载，显然在暗示朱棣就是马皇后嫡出，并制造马皇后属意于他的舆论。其实，朱棣并非马皇后所生，而是碽妃所生。“妃高丽人，生燕王，高后养以为子，遂赐死。”[④]所谓“靖难”，就是为朱棣“靖难”制造种种借口。在《太祖实录》中，增入了朱元璋“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之语；还增入了朱元璋死之前“敕符召燕王还京师，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及帝临崩，犹问：‘燕王来未’”[⑤]之语。其意在于暗示朱元璋想把皇位传给朱棣，并影射建文帝及其追随者阻挠了此事。言下之意，朱棣发动“靖难”是顺天承命的。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⑥]明成祖朱棣对《太祖实录》反复篡改，其实质在于巩固其篡夺的政权，维护其非法统治。为了这个目的，他甚至还去掉建文年号，擅增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以代之。明宪宗朱见深也曾利用修纂《英宗实录》的机会，对其叔父代宗景皇帝朱祁钰进行诬谤，在一消心头之恨的同时，起到树立己威、巩固统治的作用。宪宗之父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于“土木之变”中被蒙古瓦剌部俘获，群臣拥立皇弟朱祁钰为帝。一年后瓦剌放英宗还北京，景皇帝将他软禁于南宫，并废掉太子朱见深，改立己子。景泰八年，景帝病危，宦官曹吉祥与武臣石亨等发动官廷政变，废景帝，重新拥立英宗为帝。朱见深得以重立为太子。天顺八年，英宗死，朱见深继位，是为宪宗。宪宗嗣位后7个月，开始修纂《英宗实录》。此书将代宗景皇帝的事迹附录其中，命名为《废帝宬戾王附录》，并加以诋毁。沈德符指出：“景帝事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⑦]查继佐也批评道：“记景泰之事于宬戾王，丑正学之死，减其危言；隐代庙之死，不书引帛。”[⑧]明末清初人吴骐曾给参与《明史》修纂的同乡金甫写信云：“伏惟景帝功在社稷，而当时《实录》取媚英庙，遂于景帝极其訾毁。”[⑨]《英宗实录》的上述问题，都是宪宗皇帝模仿朱棣的作法，为抵消代宗的影响，树立乃父的权威，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所做的手脚。
    明代有的君主虽是按程序继位，但却以旁支入嗣，与其前任相较，有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为了树立己威，贬斥前帝，便也将《明实录》的修纂打上政治斗争的烙印。世宗帝朱厚熜原是封在湖北钟祥的藩王兴献王之子，其堂兄武宗皇帝朱厚照死后无子，群臣按照传统礼仪，拥戴他作了天子，让他认武宗之父孝宗朱祐樘为父，认其父兴献王朱祐樘为叔，而世宗却坚决要求认自己的父亲为父，引起了大礼仪之争。经过这场长达3年的大争斗，世宗以旁支入嗣的自卑心受到了极大的刺痛，因而对以正统嗣位的武宗极为嫉妒和不满。当世宗赢得了胜利以后，便利用修《武宗实录》的机会，对他的堂兄进行了暴露和报复。一反为尊者讳的惯例，《武宗实录》揭露了朱厚照的大量丑行和罪恶，如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发生火灾，实录就揭露道：“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数万计，广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入宫悬挂，传闻皆附著柱壁，辉煌如昼。上复于宫廷中依檐设毯幕，而贮火药于中。偶勿戒，遂延烧宫殿，自二鼓至明俱尽，火势炽盛。时上犹住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⑩]直接暴露了武宗皇帝荒淫无道的秉性。在下文中又载录了武宗的罪已诏，借以揭露武宗政治不举、奸贼并行的混乱政迹：“上服浅淡色服，御奉天门视朝……撤宝座不设，遂降敕谕群臣曰：‘朕恭承天命，嗣守祖宗成业，夙夜孜孜，勉图治理。乃者乾清宫灾，朕心惊惶，莫知攸措！殆以敬天事神之礼有未能尽，祖宗列圣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当，刑赏或有未公；征敛太重，忧伤民财；工役繁兴，有劳民力；谗谀并进，而直言不闻；贿赂公行，而政体乖谬；奸贪弄法，而职业多未能修；抚剿失宜，而盗贼尚未见息，有一于此，皆是以伤和致灾。静言思之，悔悟方且！……故谕。’”（11）《武宗实录》载录此诏，是世宗暗示或怂恿的结果，它不仅通过武宗之口暴露武宗当政时正邪颠倒、是非混淆的“政绩”，而且以武宗诏中假惺惺的悔悟辞句与上文玩火取乐形成强烈对照，使人产生武宗悔过虚情假意的印象，从而讽刺这位前任。黄云眉先生指出：“非世宗薄视武庙，总裁诸臣有以窥其隐衷所在，亦不敢破累朝《实录》之例讳，弄此侮笔于身所经事之故帝，可知也。”（12）《武宗实录》成了世宗皇帝攻击仇怨，树己威望的斗争工具。通过《武宗实录》的修纂，出生旁支的世宗皇帝总算扬眉吐气了一下。《明实录》就这样被卷进了明代政治斗争的巨大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