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尚书》中，以《周书》为“真文献”。但《周书》中的《金縢》是一篇疑窦颇多，分歧较大的文字，同时，它也是一篇历来被人们所重视的文献。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使我们有必要对它的成书时代和史料价值再作深入探讨。
    一、关于《金縢》的制作时代
    对于《金縢》的制作时代，至少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是《书序》所说的：“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即是说，《金縢》为周公自作，此后，不少人沿用此说；一是《金縢》作于周公殁后，其说见王充《论衡·感类》；一是《金縢》为后世史官所记周初的故事，其说详见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注疏》。
    以上诸说纷纭，莫衷一是，应予辨析：
    《金縢》篇共分三大段。第一段，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第二段起“武王既丧”至于“王亦未敢诮公”。第三段起于“秋大熟”，止“岁则大熟”。其中，第一段是说武王克殷二年，身患重病，周公旦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祷告，表示自己以身自许，要代武王去死，以侍奉其先王。祷告后，周公把祷告的祝册，放在金质封缄的柜子中，第二天，武王的病情就有了好转。第二段是说，过了一段时间，武王死去，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说是周公有不利于成王的行为。周公发动东征，平定了管、蔡和武庚之乱。第三段所说，则是又过了数年之后，在某年的一个秋收时节，老天降下了雷电暴风雨，庄稼倒伏、大树拔起，周成王赶快打开金质封缄的柜子，见到了从前周公放在里面的以身代武王去死的祝册，感到十分内疚，立即以国王之葬礼改葬了周公，于是，天气恢复了正常，于是获得了当年的大丰收。
    从以上所说的《金縢》的三段内容而言，若说周公自作《金縢》，那显然是讲不通的，一个人生前不可能去写自己死后的事。是《书序》之说不可信。
    王充的《论衡》与《书序》之说法不同，认为《金縢》作于周公殁后，“当此之时，周公死，儒者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感类》）早于《论衡》的《尚书大传》，虽以《金縢》作于周公死后，但并不象《论衡》说得如此明确。以《金縢》所写的主要内容来看，《尚书大传》与《论衡》之所言为是。不过，两者都没有具体说明《金縢》作于周公死后的什么时间。
    古代的一些文献，尤其是《诗》、《书》之各篇，并不象铜器铭文那样能够“自报家门”，即是说，各篇文献往往本身并不写明自己的制作时间，更加以断篇残简之所致，因而要确定一篇古老文献的问世时间，就必须进行多方考证，方可见其端倪。准此，我们在仔细研读了《金縢》之后，认为它的制作完成的最后时间，当为战国之时。其主要根据如下：
    1.《尚书大传》中就有《金縢传》，即是说，伏生本原来就有《金縢》篇，可见《金縢》之作早于汉代，其说详见程延祚《晚书订疑》。
    2.《史记·鲁周公世家》使用汉时通行的书面语言，录用了《金縢》的内容。从“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以下，一直到“明日，武王有瘳”。这显然是《金縢》的第一段文字。之后，《鲁世家》又在“东土以集”（按即东征之胜利）以下，录用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此显系《金縢》的第二段。最后，《鲁世家》又在“周公卒后，秋未获”以下，录用了一大段文字，直到“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无疑，这是《金縢》的第三段文字。
    按《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上距战国末年不过百年时间，其所录用《金縢》之三段文字，必有所据，倘战国时《金縢》未问世，司马迁决不会大量录用，以他写史的慎重，是决不会抄用秦汉间人所造之文字的。
    3.与《史记·鲁世家》相类，两汉的一些著作中，还有言及《金縢》篇之大意者。如《汉书·梅福传》：“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雨著灾。”《后汉书·张奂传》：“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注曰：“《尚书大传》：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即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至《论衡》则直言：“《金縢》曰：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与《今文尚书》相同，此足证两汉时人必已见秦汉之前的《金縢》篇。
    4.遍查先秦文献，未见载有《金縢》之名，也不见有上用《金縢》文字之处。仅《墨子·耕柱》中有这样一段话：“古者周公旦非关叔，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后来有人认为，这段话与《金縢》有关。究其实，它与《金縢》并无一致之处，而且，《墨子》成书较晚，不足以说明先秦时事之原委。以此看出，倘若《金縢》成书于战国之前，其在战国诸子中必有引用处，是知，《金縢》之问世，又必在春秋以后。
    由上述四点所说，《金縢》的制作情况大体上与《尧典》、《禹贡》相同：皆是原本有一些历史素材，又杂厕了一些传闻资料，流传至于战国，则逐步形成了一篇文字，所以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曾说：“《汉书》谓迁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多古文说，其言亦无确证。”皮氏在此是为司马迁及《史记》辨解，认为司马迁原非古文说。关于司马迁是尊从古文，还是今文？此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姑且不论，但皮氏把《金縢》与《尧典》、《禹贡》等篇放在一起，可见他已看出《金縢》之制作与《尧典》、《禹贡》有相似之处。
    这里，我们还须说明，《金縢》虽写成于战国时代，但现今见到的《金縢》篇，亦并非战国的本子，即非秦火前之底本。这是由于秦火后至汉代重出《尚书》时，又经过了汉代人的再度整理，观《史记·鲁周公世家》对《金縢》的录用，并不相连贯，即是说，三段文字并没有连在一起，而且也未点出《金縢》之篇名。以此看出，在司马迁时期，《金縢》篇尚有散乱痕迹，至汉中叶后，才有人复将散乱处加以整理。无疑，这时整理的《金縢》本子，与战国底本，必会大同而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