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金縢》的史料价值
    《金縢》的制作虽然较晚，而且有汉人再度整理的痕迹，但决不能以此全盘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后人写前人的历史，或据前人留下的片片断断的文字去整理成反映前人活动的文献，这是经常见到的历史现象，关键在于其所录用的历史素材是否有根据。譬如说，战国时人写西周历史，他们并未见到过和使用过西周的珍贵资料--甲骨文，那么我们据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去整理和研究西周的某些史实，怎能说就一定没有战国时人说得可靠呢？可见分析一篇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决不能仅凭它的问世早晚为依据，而应该看它本身所包含的历史素材是否可信。以此而论，我们认为《金縢》的史料价值是应该肯定的。
    欲明《金縢》的史料价值，须先辨明《金縢》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由于该篇问题较多，今将影响确定其史料价值的几个关键问题考辨如下：
    （一）释“我之弗辟”。《金縢》的第三段曾言：“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周，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这是说，在管、蔡联合武庚作乱前夕，由管、蔡先放流言，以离间成王、召公与周公。周公听到流言并得知他们叛乱时，当即回答以“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何谓“弗辟”？歧说不一。归纳起来，大体有縢种不同的解释。《史记·鲁周公世家》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縢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是《史记》之言“弗辟”，有不回避或不避嫌之义。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周公表示：我决不能回避摄行政之责，否则，天下将叛周，那样我就对不起我们的先王，对不起周的王业。
    古文家马融释“我之弗辟”为“避居东都”①；郑玄则释为“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谦让为德，我反有欲位之谤，无以告我先王。”②其意是说，周公听到流言后，立即表示：我一定要避居东都（按指洛邑），以释揽权之嫌。看来，《史记》与马、郑之说，皆以辟为避，有避嫌、避去之意，但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史记》是用了肯定语气，即我之所以不避摄行政之责，就在于不使先王寒心。而马、郑之说，则是假设语气，即说：如果我不避居东都，那就对不起我们的先王。两者有同有异，而且是小同大异。
    伪《孔传》持另一说法。它以辟为法，“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也说：“辟者，《说文》作弊，云法也……今本《说文》法作治。《释文》引治作法。许氏言我之不法谓我不以法治管、蔡，则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依伪《孔传》与孙星衍的这一说法，当是周公听到流言后，果断地表示：我必须依法惩办管、蔡等人，如果任其流言而不顾，坐视其叛乱而不理，那就会对不起先王。
    以上歧说，校之于史实，当以伪《孔传》的说法为长。《逸周书·作雒》曾载：“（周公立相天子）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以此言之，“降辟三叔”乃与“我之弗辟”同义。又《尚书·大诰》载：“尔庶邦尹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亦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这是周公在东征前夕对大小官员的讲话，其大意是说，你们这些大小官员们，现在你们反对出征，并且说出征的困难大，内部的人民又不安静，而且乱子就出在王室里面，甚至连我们家族中的许多父兄辈也牵连在内。实在是征不得的。你们现在要我违背占卜而不去东征，那怎么行呢？你们应该顺从占卜、顺从天意，帮我去完成这个伟大的基业③。《大诰》在《周书》中是一篇问世早、史料又较可靠的文字。这里所说的“越予小子考翼”，显然是指管、蔡等人。以《大诰》的记载来校《金縢》的“我之弗辟”，又显然是指坚决惩办放流言的管、蔡等人而言。
    （二）释“居东二年”与“罪人斯得”。在《金縢》中，紧接“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以下，便是“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此先释“居东二年”。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以“居东”为“兴师东伐”，“二年”则是指“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史记》的这一说法，与《逸周书·作雒》所说，大体合拍，而且与欧阳、夏侯本相似，皆以“居东”为“东征”，不为“避居东都”（详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按《作雒》、《史记》之说原本不误，然而刘歆、郑玄等人却释“居东”为“避东”，如郑玄曰：“居东者，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已。”（《诗·七月·正义》引）此说不实，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则力排是说，他说：“《异义》引古《尚书》说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后一年管、蔡作乱，周公东辟之，王与大夫尽弁，以开《金縢》之书。此说当出于刘歆，卫、贾诸人。始以‘我之弗辟’为‘东辟’，不为东征；开《金縢》为周公生前不在薨后……王肃以为横造，此乱三代之事实六也。”皮锡瑞把以“居东”释作“东辟”，做为扰乱三代（虞夏、商、周）之事实，其说可信。再释“罪人斯得”。郑玄释此曰：“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二年尽为成王所得。”（《诗·豳谱·正义》引）“谓之罪人，史书成王意也。”（《诗·鸱縢·正义》引）按，郑说不可信。
    观《周书》的《大诰》、《洛诰》等篇所载，成王对周公是很尊重的，观《金縢》所言，虽然成王曾对周公有所戒心，但根本不可能有成王意指周公之属党为罪人之事。此可见郑说之失实。所以《经学通论》也指出此说亦属乱三代之事实者。
    那么，“罪人斯得”到底指什么？《尚书大传》曰：“武王杀纣，继公子禄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又曰：“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籍谓之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皆见《诗·破斧·正义》引）以此可见，《尚书大传》所说之“罪人”，显然是指发动叛乱的管、蔡以及武庚、奄君等人。这一说法与《逸周书·作雒》和《史记·鲁世家》所记，皆相合拍④，所以伪《孔传》则解释说：“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诛三监，而作诗解所以宜诛之意以遗王。”《孔疏》也说：“三叔……但启商共叛，为罪重耳。”研究和整理《尚书》，切记要打破今古文家的藩篱，择善而从。即以伪《孔传》而论，其中的某些可取之处，不应一概摈弃。这里伪《孔传》的解释，就有可取之处，它把“罪人”说成是三叔等人，其说是可信的。
    （三）释“新逆”与“我国家礼亦宜之。”《金縢》的第三段，在言及成王因天气骤变，而开金縢之柜，见到周公原来的祝册时，有这样一段话，“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此处之“新”，马本作“亲”，详见《释文》。）郑玄解释曰：“新迎，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诗·东山·正义》引）《越绝书》也说：“周公乃辞位，出巡狩于边。一年，天暴风雨。”又说：“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国。”以上说解大致相同，皆以为“新逆”当是在周公之生前。按，此说有误，仅以《金縢》本文而论，即可看出此说之失实。《金縢》第三段，成王明言：“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又明言：“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成王直接称“周公”，又说“昔公勤劳王家”，足见此段所写必在周公死后。所以《史记·鲁世家》中，明确地把这件事系于“周公卒后，秋未获。”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