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鲁世家》说“新逆”为“其迎”，但未做更多的解释。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认为《史记》之“其迎”，其意当为“惟朕小子其迎，言有逆礼致天变也。”又《白虎通·丧服》曰：“周公以王礼葬何？以为周公践祚理政，与天同志，展兴周道……子爱周公与文武无异，故以王礼葬，使得郊祭。”是知，《史记》与《白虎通》皆主周公改葬说，而以“新逆”有迎其改葬之意。周公改葬的具体情况，于史无考。但从种种迹象看出，周公之改葬是完全可能的。仅以周公之葬地言，有的说是在洛邑，有的说是在毕，人们一般则从毕说。即使依毕说，其地在何处，也有歧说。一种说法认为毕在今咸阳附近；一种说法认为毕在丰、镐以南，即在今之长安县境。之所以出现如此分歧的说法，一方面是商、周之墓并无封土，致后世难以辨认；同时，这很可能是由于周公之改葬所致。《尚书大传》说：“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大恐。王乃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汉书·儒林传》注引）看来，《大传》也是主张周公改葬说的。不过，它说的改葬是在欲葬周公而未葬之时，又改变了墓地。
    从上述考辨中可以得知，“新逆”就是“亲迎”，即成王欲亲自主持周公改葬时的“迎神”之礼。《礼记·问丧》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是古人葬与改葬皆有迎“神”之举。“新逆”之义既得释，“我国家礼亦宜之。”自当了然。由于周公生前，于周王朝出力不少，功绩卓著，并且曾一度摄政称王（其说详顾颉刚《〈尚书·大诰〉今译（摘要）》一文），周人很怀念他。尤其是，周成王在天大暴雨之时，开金縢之柜，见到周公自代武王去死的祝册，更加内疚，于是，为“彰周公之德”，成王便亲自迎其“神”，而以王礼改葬周公。成王认为这一做法，无不合于国家的大礼。这就是“我国家礼亦宜之”的真实含义。后来，《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卜郊何以非礼？鲁郊非礼也。”何休注曰：“以鲁郊非礼，故卜尔。昔武王既没，成王幼小，周公居摄，行天子事，制礼作乐，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礼葬之，命鲁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何休的这一说法，实际上可以做为“我国家礼亦宜之”的注脚。
    以上《金縢》的几个关键问题得释后，使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金縢》所反映的周初的某些史实是可信的。尤其是《金縢》的第一段文字，应是有更为原始的素材为据的⑤。第二段文字，虽然在文字上比第一段较为平易，但那是杂厕了某些传闻资料整理而成，并非由后人杜撰和伪造。至于第三段文字，有人疑其非《金縢》文字，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注疏》曰：“其秋大熟已下，考之《书序》有成王告周公作《薄姑》，则是其逸文。后人见其词，有以启《金縢》之书，乃以属地《金縢》耳。其言是说，《金縢》的第三段，原非《金縢》文字，乃是后人将《薄姑》之文窜入《金縢》。按，此说不可靠。观《金縢》文字中第三段末尾，与《论衡·感类》所引《金縢》之文字，基本相同（详见上文）。王充在东汉时期肯定能见到西汉中叶以后的《金縢》本子，如第三段系由《薄姑》所窜入，王充不会明言那是《金縢》文字。
    周公是周初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终周之世，周公的影响始终存在着，因而即使到春秋战国之世，有关周公事迹的一些记载和传闻资料，仍然很多，尽管有些记载和传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现象，人们可以根据其中的某些资料，从不同的角度，整理出一些关于周公言行的专题文献。《金縢》篇，则是以周公求代武王而死的故事为中心环节（这一中心环节，大体属实），并把与此有关的某些记载和传闻串连起来，整理加工成的一篇文字。本篇字数虽不多，但写得时间范围较长，也就是说，它写的是发生在数年之间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它与《周书》的《大诰》、《洛诰》、《顾命》等篇有别。如《大诰》只写东征前瞬夕间之事，只写了诰命的内容，并不涉及东征的过程；《洛诰》只写兴建洛邑之事，时间范围仅及一年左右。而《金縢》却与《尧典》、《禹贡》有相仿处，皆记数年以上的事情，三段文字记了数年间的事态发展，但三段又相互连属，并不割裂，可见其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决不可因为它与《周书》的记事方法之不同，简单地持以否定的态度。当然，由于它的晚出，所以在使用时，有必要慎重地鉴别其来源和所据。
    准上，我们认为，《金縢》篇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周初社会生活的某种状况。
    （一）周人迷信之风盛行。殷人迷信，每事必卜。或求助于“帝”，或祈于祖先，这是尽知的。从《金縢》篇看出，周人亦然。请看。《金縢》的第一段记载说，周武王染疾后，周公在一个空场上筑起了三个台子，另外在南面又筑了一个台子。周公站在南面的台子上，手里捧着縢，面前放着璧，朝北向着他的三个先王太王、王季、文王祷告，他表示他可以代替武王去死，代替武王去侍奉先王。接着他又占了三只龟，也都获得了好兆头。以后，他把祝册放在金质缄封的大柜中，果然在第二天，武王的病就有了好转。又第三段也记载了一段迷信“故事”，说是在某年的一个秋收尚未收获之时（按，“秋大熟，未获。”不当为“秋，大熟，未获。”）天气突变，暴雨狂风，使得庄稼倒伏，大树连根拔起，人心慌慌。此时，成王与大臣们打开了原来的周公藏祝册的大柜子，看见了周公以身代武王死的祝册，成王判断说，这次大灾是由于“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而引起，因此武王赶快亲迎其“神”，以王礼葬周公。果然，不久风停了、雨住了，倒伏的庄稼起来了，终于获得了一个大丰收。无疑，上述这两则“故事”，显系迷信之说，对这种迷信的手段，后人早已有所揭露。如王充在《论衡》中对《金縢》所记的第三段中的“故事”，揭露得很深刻，“且订葬疑之说：秋夏之际，阳气尚盛，未尝无雷雨也。顾其拔木偃禾颇为状耳。当雷雨时，成王愈惧，开《金縢》之书，见周公之功，执书泣过，自责之深，自责适已，天偶反风，《书》家则谓天为周公怒也。千秋万夏不绝雷雨，苟谓雷雨为天怒乎？是则皇天岁岁怒也。”又说：“执书泣过，天乃反风，偃禾复起，何不为疾反风以立大木，必须国人起筑之乎？”王充之言甚是，他认为金縢之书与天气变化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天气变化，本是正常规律，以此去附会人事，则是谬误的。
    又有人说，《金縢》中这种弄神弄鬼的描绘，只能是后世民间的巫婆之所为，与周人无关，他们以此来否定《金縢》的史料价值。其实不然，古人对“灵魂”的迷信。早已有之，其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甚或更早一些时候。既至进入阶级社会，奴隶主更是竭力宣传和散播，并把它当成了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手段。殷墟卜辞中，常有求“帝”和先王“縢”（縢）今王、“保”今王的记载，此详见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之《宗教》部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即使周人也不例外，在最近陕西周原所出土的西周卜辞中，有一片这样的文字，“不ナ于受又又。”还有一片是，“亡ナ的文字，“不ナ于受又又。”还有一片是，“亡……王受又又。”李学勤、……王受又又。”李学勤、王宇信先生在解释这两片卜辞时提出：“按，‘ナ’即‘ナ左’字。古代以得助为‘又（右、ナ）’，不得助为‘ナ（左）’……襄公十年《疏》：‘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为右，不助者为左。’殷墟卜辞‘亡左自上下于（与）得示，余受又（有）又（ナ）’与这同义。”⑥李、王之说可从。是知，商、周间求助于“帝”，求助于祖先之风盛行。《金縢》所写，恰正反映了这一习俗。
    （二）《金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初的复杂的政局。周代初年，虽经牧野之战，打败了殷人，但横阻在周政权面前的重重困难，可以说是新旧交加、问题很多。旧的矛盾并未完全排除，如殷政权已倒台，但殷人并未因此而停止其对周王朝的反抗，正如《大诰》中所说的“殷小腆，诞敢纪其叙。”⑦时刻想卷土重来，时刻想颠覆周政权。而新的问题又纷沓而至，首先是周贵族内部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也正如《大诰》中所说的“西土人亦不静”。同时，战争的创伤，遭受破坏的社会经济，一时间难以完全恢复。此外，随着胜利而来的，原来使殷人失国的骄奢、酗酒之风，在周人中传染开来，甚至构成了对周政权存在和巩固的一种威胁⑧。这些困难和问题，在《周书》的《大诰》、《酒诰》、《无逸》和《君縢》等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而《金縢》篇对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反映，并且几乎是以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