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先言克殷后二年，正当周人基业初创之时，武王突然得了大病，这必然要引起周王朝辅弼重臣们的惊恐。周公之“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縢。”装神弄鬼，祈求先王保佑，其原因正在于此。《金縢》虽记载说，由于周公虔诚的祷告，武王的病第二天便有所好转，但那只是短暂的人世弥留，不久，武王就死了。《金縢》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这是说武王刚刚死去，周人内部的矛盾便公开爆发了。不仅是管、蔡作乱，从《金縢》的“及其群弟”一语中看出，除管、蔡之外，还有一些周族的大贵族也参与其事，他们联合起来，攻击和中伤周公。接着，《金縢》记载说，“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可见这次的大叛乱，乃是由殷人的残余势力同管、蔡等人联合挑起的，但他们的这种暂时的联合，终于被周公的东征大军击败了。接下去，《金縢》说，“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縢》，王亦未敢诮公。”于此又可看出，当时连成王也是对周公有怀疑、有戒心的。据《金縢》所载，直到周公死后，在某年的秋收季节，天大雷雨，邦人大恐，而成王发金縢之书，表示要“彰周公之德。”只有到此时，周初的政局才算逐步稳定下来，由此看来，周初政权的稳定是来之不易的，不是瞬息间所能办到的。而《金縢》的记载，与史实基本合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是总结周初政治历史发展的一个小提纲。
    （三）《金縢》中所反映的周公在复杂的政局中的历史作用。周王朝取代了殷王朝的统治，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所以这样说，不是出于一代比一代必然要好的逻辑的推理，而是以事实为据的。殷末，社会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尤其是殷纣王的倒行逆施，社会残破，民不聊生，正如《尚书·微子》所说：“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周人趁此东进，武王伐纣，推翻了以殷王纣为代表的残暴的殷政权。而周王朝接着采取了许多与殷政权不同的措施，如在提倡“敬天”的同时又大力提倡“敬德”和“保民”，提倡无逸和奋勉为政，反对骄奢淫佚、反对酗酒成风等等。这些主张和措施，虽然有些是“官样文章”，而且决不施惠于奴隶大众，但与殷王纣为首的残暴、腐败的殷政权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再以如何对待战争俘虏而论，殷人是把俘虏大量地做为人牲和人殉，而周人却是把大量的俘虏做为奴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在殷、周交替的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周公，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⑨。这在《周书》及其他有关文献中是确有记载的。仅以《金縢》篇而论，从中也可以看出，周公对周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确实是举足轻重的。试看，《金縢》开头就说，由于武王染疾，周公便筑坛祷告，祈求以己代武王去死，这一方面说明周公从维护周王朝的利益出发，惟恐武王死去；另一方面说明，周公为维护其新造政权而费尽了心机，他使用这种迷信的手段，既要避武王死后由他篡权之谤，又要弥合周人内部已经出现的矛盾，旨在向贵族们表示：要巩固周人新创的基业，贵族之间必须要齐心协力。实在说，这一做法起了安定众心的作用。再从《金縢》的第二段来看，武王死后，果然内部矛盾爆发了，管、蔡等人放流言、惑乱人心，而周公临机果断，坚决予以驳斥，并表示“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他毅然率军东征，整整打了两年多，终于平定了叛乱，使“罪人斯得”。同时从《金縢》的第二段还看出，就在这个时间，“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縢》，王亦未敢诮公。”他对成王的动摇和怀疑，采取了说服和规劝的办法，并没有激化这一矛盾，从而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金縢》的第三段，在记载天灾变化、邦人大恐之后，接着说：“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并记载成王执书而泣，追念周公说：“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这一记载充分反映出，在周公死后，朝野上下都在追念他的功绩，以此可见周公在周初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前所述，周之代殷，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在这一历程中，周公确实有其重要作用。当然，这一进步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以待另文讨论。
    注释：
    ①马说见《诗·豳谱·正义》引。
    ②郑说见《诗·七月·正义》引。
    ③⑦详顾颉刚师：《〈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历史研究》一九六二年四期。
    ④《汉书·王莽传》：“昔周公诛四国之后，大化乃成。”注：“四国，谓三监及淮夷耳。”此说与《作雒》、《鲁世家》大致相同。
    ⑤参见刘起：《〈金縢〉故事的真实性》，《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版。
    ⑥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年十二月版。
    ⑧李民：《〈尚书·无逸〉的主题思想》，《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⑨参见顾颉刚师遗著：《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文史》第二十三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