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增删与贬斥：史臣利用《明实录》攻击政敌、党同伐异
    与君主强迫史臣篡改《明实录》以肆己意不同，史臣不敢公开篡改实录，而只能利用修纂的机会，通过增删史料和微言大义来攻击政敌，进行权力斗争。“由于实录的绝大部分是由官方文献的原文和有关政府活动的枯燥报告构成，作者表示个人意见的机会主要就在于选择某些文献和压下另一些文献。这样，事实和事件可能被大大地曲解。此外，也可以用压缩文献的方法来故意歪曲原意”（13）尽管史臣在实录修纂上多是些小动作，但其利用《明实录》进行政治斗争的目的则是毫不含糊的。明末张岱从整体上批评了明朝史臣以《明实录》的修纂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行为：“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浚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14）。可以说是简要概括了《明实录》修纂过程中政治争斗的情况。
    史臣利用《明实录》进行政治斗争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实录中任情褒贬，攻击政敌。由于先帝实录与当朝之事紧密相关，修纂者为了打击政敌和对手，便在先帝实录中对他们进行诽谤和诋毁。如《宪宗实录》的总裁、吏部尚书刘吉与内阁大学士刘珝、尹旻以争权不和，便在主持修实录时对此二人进行诽谤。据王世贞《史乘考误》称，《宪宗实录》曾记兵部尚书项忠上奏弹劾大宦官汪直，让尹旻联名，但“旻固辞，不得已乃署，即遣人报（汪直心腹）韦英曰：‘本兵部所为，旻但以次据首耳。’”把尹旻描写成一个遇事畏缩、变节自首的人。该实录又称，都御史王越在上朝时遇见刘珝与刘吉，极言汪直贤明，并攻击二人所在的内阁，结果“珝默然”，而“吉折之，越遂与吉疏”。其实，内阁猛烈攻击汪直的人，只有刘珝与商辂二人。王世贞指出：“今言文和（刘珝）默然，又谓尹恭简（尹旻）密报韦英，盖实录为刘文穆（刘吉）所修，故引以归己，而恭简、文和又素与文穆不睦，似不无饰笔。”（15）同是一刘珝，《孝宗实录》却把他写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吴晗指出：“同是一人，出于仇笔则为盗跖，出于故旧则又成夷惠矣。”（16）这说明《明实录》成为权贵们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焦芳在作《孝宗实录》的总裁时，对其仇怨也大肆诋斥。“总裁大学士焦芳，人品庸劣，不为士论所重。弘治间垂涎台鼎，久不得进，每以为恨。至是，附瑾获柄，用与操史笔，凡其所褒贬，一任己私，以好恶定之，如叶盛、何乔新、彭绍、谢迁，皆天下所称许，以为端人正士。而芳肆其诋诬，不恤公论。”（17）如他在《孝宗实录》卷194中，诬蔑何乔新逼父自杀：景泰时，景帝欲废英宗太子，何乔新父亲何文渊参与起草了诏书。及英宗复辟，谋易太子诸臣皆罢归，“乔新时为刑部主事，因见黄纮、徐正处以极刑，恐祸及己，乃贻书劝其父自引决。文渊果自尽。士论耻之。”但这显然是经过加工改写了的。因为，其一，黄徐二人五月受诛，而何文渊四月就自尽了；其二，据《英宗实录》卷277载，英宗复辟后，“时副都御史陈泰左迁广东按察副使，道经广昌，人有传泰来抄提文渊者，文渊惧，即自经死。”此即文渊之死的真象，而非何乔新逼父自裁。尽管焦芳任意曲笔引起众议，但他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18）明代史臣们在利用《明实录》进行政治斗争时，并不敢大规模地私自篡改，而是利用对材料裁剪、增删和连缀的机会，保留对仇敌不利的史料；或在写人物小传时，作带有倾向性的叙述，以达到贬斥政敌的目的。
    史臣利用《明实录》进行政治斗争的表现之二，就是利用实录修成后的升赏机会，排挤政敌。如《孝宗实录》修完后，例当升擢，“而焦芳父子及段炅辈，谓可乘此挤其素有仇嫌者，乃密以名投，（刘）瑾从，更成之。”当时，焦芳、焦黄中父子及段炅皆投靠大宦官刘瑾，与翰林院文官形成不同的政治集团。“瑾以翰林院官慢己，每与张綵谋欲调之外任，綵不可。及论纂修升秩例，瑾复持之。”焦芳父子及段炅乘机进谗，结果将董玘等外放知县。后来，因翰林官纂修实录升擢无外放例，而改董玘为刑部主事。段炅等听说后大惊，仍用阴谋手段将董玘以刑部官外放：“（焦）芳之乡人潘铎、王尚绸也，邸报出，有语焦黄中云：‘董玘众谓其必（外放），及今无恙矣。’炅在坐，色变曰：‘非漏网哉？’明日，遂附他本批出。旧制，翰林升官皆内阁较量资级，请上裁。今以吏部拟，而复调为部属外任。”（19）像这样通过《明实录》修纂后的升赏机会，来排挤政敌的例子还有不少。世宗时，礼部尚书席书与大学士费宏争权，费宏借《武宗实录》完工后的升擢机会，将席书之弟席春放之外任，引起席书的强烈不满。据《世宗实录》卷53载：“（嘉靖四年七月）庚午，初，翰林院检讨席春、刘夔与纂修《（武宗）实录》加恩，以系改除馆职按察司佥事。春乃礼部尚书席书之弟也，书因是憾于大学士费宏，上疏言，历稽累朝实录升官，未有调外任者。上以书言，特令升春翰林院修撰，并升夔编修。已而翰林院学士桂萼、张璁上疏求去，语亦侵宏。于是宏……因乞休致。上诏慰留之。”从实录升赏中，可以看到高层官员之间的权力争斗。
    史臣利用《明实录》进行政治斗争的表现之三，就是在史馆内争夺总裁位子，以达到夺取首辅的目的。由于总裁由首辅担任，所以有些大臣便在史馆内攻击总裁修史有误，妄图取而代之。正德初，焦芳不过是一个普通修纂官，他“垂涎台鼎”，故追随刘瑾，把《孝宗实录》的总裁、首辅刘健等排挤出朝，意欲取而代之。但是，另一位总裁李东阳由于资历、威望和官场经验都比焦芳强，便当上了第一总裁和首辅，焦芳只作了第二总裁和内阁大学士。处世圆滑的李东阳窥知其意，欲伺机反扑，焦芳惧其轧己，便借口李东阳主修《大明会典》有失，在《孝宗实录》修成后的例行升赏中，变乱成法，任意降李东阳等人的职俸，以打击这位政敌。据《武宗实录》卷50“正德四年五月戊戌条”载，《孝宗实录》成，修纂官例应升职，但焦芳勾结刘瑾，诬称他们“以编纂《会典》为命，多所靡费”，因此下令将他们在修《会典》后“已升之职俱革之”。结果降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支从一品俸，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梁储为本部右侍郎，以下各降有差。“刘瑾意以东阳降俸为未能尽法也。瑾欲裁抑儒臣，谓旧例纂修升秩为过，故先革其所已升者”；而“焦芳不欲东阳轧己，乃导瑾为此举云”。焦芳怂恿刘瑾降李东阳职俸，其用意在于夺其总裁、首辅之冠而戴之，终因李东阳圆滑再次过关，使刘、焦二人觉得“未能尽法”。由此可见《明实录》修纂过程中争斗之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