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废弃与重修：党派利用《明实录》进行政治决斗
    明代群臣围绕《明实录》进行的权力斗争并不局限于个人和小集团之间的褒贬攻讦，它最终酝酿成了一场大规模、长时间的党争和政治决斗，其冲突的焦点之一便是《光宗实录》的修纂。光宗身前身后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通过三案的追究，东林党人排斥了浙党等派别，大权在握，东林党人叶向高复出为相，“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皆在言路”。“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20）那些被排斥压制的非东林党人，便另找靠山，重新与东林党相对抗。这座靠山就是大宦官魏忠贤，“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21）。于是，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出现了东林党人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激烈争斗的局面。
    由于实录的重要地位，《光宗实录》的修纂及改修便成为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焦点。《光宗实录》初修于东林党人得势时期，由叶向高最后裁定。叶曾说过：“脱稿之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22）修《光宗实录》不能不涉及明末三大案，围绕三案的记录和处理，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人发生了争执。邹元标上疏熹宗朱由校，指出浙党等应对历史负责：“当时依违其间，既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其无心，何以解人之疑也？方从哲负此大疑天下，科臣惠世扬言之详尽，公论岂可不明？从来乱臣贼子有所惩戒者，全在青史一脉，今失不成，何所底止！”（23）但是，开始转投魏忠贤的人提出对三案的不同意见，受到了这位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支持，他代帝票拟，要求把这些奏疏也交给正在修纂《光宗实录》的史馆去编纂。东林党人坚决反对，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驳道：“近台臣徐景濂疏进药、移宫事，票拟者欲宣付史馆，似若以史为一人一家私物者。夫宣先帝圣德，考终是矣，能宣李可灼不进红丸乎？方从哲不赏奸乎？宣宫闱等事，皇上所亲见是矣，能宣无选侍殴辱之圣谕乎？能宣无选侍触忤之圣旨乎？若使奉前后旨并书，则一事自相抵牾，何谓信史？”由于阉党尚未得势，因此《光宗实录》得以按东林党人的意愿完成。当魏忠贤大权独揽时，东林党人非罢即杀，叶向高、韩被迫辞职，阉党全面掌权。天启四年冬，阉党分子霍维华“锐意攻东林，请改修《光宗实录》。宣其疏史馆。忠贤立传旨，实录改撰。”（24）当时要求改修《光宗实录》的阉党分子还有黄承昊、魏广微等。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13载：“以黄承昊之言，魏广微复嗾魏忠贤令改修。”此次改修实际上是废弃初本，另起炉灶，与一般的改修区别甚大。改修本主要在“卫国本”和“三案”上篡改事实，贬斥东林党。改修本认为东林党为拥立光宗作太子（即“卫国本”）时所上的奏疏、所作的牺牲是“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至于“梃击”案，改修本坚持张差疯癫之说，并攻击东林党人“捏谋危东宫之说”；“红丸”案，改修本认为李可灼进药“悉出圣意”，并攻击东林党人的弹劾是“群小附议，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冥之世”（25）。当改修本完工进呈时，阉党阁臣施凤来等要求将叶向高主持修纂的初修本《光宗实录》焚毁：“及告成之日，则崇祯改元之岁矣。众正未登，书仍进呈颁赉，送至皇史宬。阁臣有欲焚旧本者，赖大珰王体乾不可而止，而存宬中。”（26）随着魏忠贤的被逐和自杀，阉党开始失势，东林党人乘胜追击，猛烈攻击改修本《光宗实录》，并要求将之改正。文震孟率先提出改修要求，但遭到阉党余孽温体仁等的阻挠：“震孟摘尤谬者数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27）文震孟所上的奏疏即著名的《孝思无穷疏》，奏疏围绕着“定国本”和“三案”问题针对改修本中的修订和诬诋，进行了逐一反驳。疏的最后说：“伏乞圣裁，即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几千古之是非不悖。”许士柔亦连续两次上《帝王世系疏》响应文震孟，他在疏中抨击改修本失误，并与温体仁展开激烈的论战（28）。尽管改修本未再进行重改，但它最终失传于世。现今流传的乃是幸免于焚的初修本（29）。《光宗实录》废弃与改修的遭遇，反映了作为历史著作的《明实录》已沦为明代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
    综上可见，《明实录》已成为明代政治斗争的制高点之一。该书何以在明代权力争夺中具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呢？其因有三：第一，史学的政治鉴戒功能的作用。中国古代皇权专制政体，确立了皇权的绝对权威，却未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制约机制，为了统治能长治久安，便选择具有古老鉴戒传统的史学来发挥制约功能，史学便有了类似言官的政治功用。它独特的地方是通过后世的评判来约束皇帝，并“使乱臣贼子惧”。因此，明代政治家当然要用这个有力的工具来从事权力斗争。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都利用《明实录》攻击异己，粉饰自身。第二，中国古代具有重史的深厚传统，这种传统积淀成一种社会心理。孝宗皇帝在诏修《宪宗实录》时即指出：“自古帝王功德之实，皆有纪述以垂示后世。”表明修史是必需的事情。参加过《光宗实录》修纂的文震孟也强调：“国史所关，良非细故”（30）；曾与修《武宗实录》的林时也说过：“史万世是非之权衡。”（31）正因为修史在人们心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明代上至皇帝，下至史臣，多把《明实录》的修纂作为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第三，具体到《明实录》身上，由于它是明代最重要的史籍，其记事和结论具有权威效力，所以当时中外君臣都希望把与自己有关的事在《明实录》中能得到良好的记录和反映。如《宪宗实录》修纂时，南京工科给事中章玄应上疏说，他父亲在代宗时触犯龙颜被逮下狱，英宗复辟后获释还职，但《英宗实录》却未将其事迹录入。他要求把父亲“直言骨鲠”的事迹补进《宪宗实录》中（32）。再如，朝鲜国王李昖上奏神宗，要求“将国祖李成桂系弑逆等被诬情节载《世宗皇帝实录》及新纂《会典》，为之昭雪”（33）。这些均反映了《明实录》的权威地位。正是这样的地位，引起了明代君臣利用《明实录》的极大兴趣，加之实录的修纂人员与政府官员合而为一，《明实录》的修纂便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剧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其结果是：除了相互攻讦而偶有真实的揭露外，《明实录》中大量存在着恶意中伤和曲笔诬饰。这件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作为学术活动的史书编纂，必须与政治活动保持适度的距离，史书的作者必须与政府官员相脱离，才能保证史书内容的客观和观点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