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史的民族，历朝历代都有修史的传统。从正史到野史，从家史到个人笔记，其典籍之丰富，史料之众多，恐怕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历代的官学、私学乃至书院，都将历史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科举考试也将历史知识列为一个重要内容。但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人们对史学研究似乎越来越缺乏兴趣了。浩瀚艰深的史料，很少有人问律；精美的史学论著，也很少有人光顾；教授、学者望古兴叹，专家、领导也一筹莫展。从中学到大学，学生不愿学史，教师不愿教史；高中毕业生一般都报考外语、经贸、法律等专业，历史专业却门庭冷落。不少历史系改换了招牌，甚至不得不被迫下马，至少也得加一个应用性方向，搞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名堂。人们将这种状况称之为“史学的困惑”。如何使中国史学解除困惑、走出困境呢？以古为今用为写作目的的《国史镜鉴》的问世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它给尚未走出困境的中国史学界送来了一股清风。
    《国史镜鉴》是一部史鉴类丛书，全书共14篇，444万字，合订为4卷本。北京出版社1993年9月正式出版发行。理论与实际结合，历史为现实服务，是此书的突出特点。此书的问世，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而且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子，这正是《国史镜鉴》值得一谈、值得一读的价值所在。
    1 从《国史镜鉴》的构想、作者队伍的组成，看史学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互结合的意义
    写作《国史镜鉴》的最初构想，是由秦皇岛市副市长赵禄祥先生首先提出来的。赵先生曾说，从中学开始至今三四十年以来，他读了不少通俗的历史读物和重要的历史专著，其中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常使他感动得惊叹不已。大学毕业后，赵先生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他进一步体会到“以古为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历史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为镜子，对照和联系工作实际，认真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作出符合国情、民情的决策，就能达到修身、治家、创业、建国、安天下的目的。但中华民族的史料浩如烟海，对于公务繁忙、大量行政事务缠身的广大干部来说，让他们从一本一本的史书中去搜寻对自己有用的历史知识，实在不太现实。因此，他设想组织一批史学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写成一篇又一篇历史启示录，分类汇总，公开出版发行，供广大领导干部和群众阅读，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1990年上半年赵禄祥先生通过《中国引进报》驻秦皇岛记者站站长张崇发先生写信与我联系，问我能否出面组织从事历史研究和文化教育的教授、专家、学者承担此书的编写任务，并负责联系出版社。从那时起到1991年7月底，我协助赵禄祥同志组织了作者队伍，形成了一支史学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编委和写作班子，由赵禄祥同志任主编，我和商传、黎虎、张崇发等同志任副主编。全书直接参加写稿的作者共计30余人，以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光明日报》社部分教授、专家、学者为主，另外，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市经委的部分干部、深圳特区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秦皇岛港务局局长以及耀华玻璃厂党委书记等也参加了编委会。作为实际工作者，这些先生的主要任务是参与丛书的讨论、修改、审定等工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一些现实材料和社会信息，以便史学工作者能更好地把握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原则。
    正如赵禄祥先生在前言中所说：“《国史镜鉴》的成功出版，是史学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和古为今用的创作上，相互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史学界、教育界、出版界、企业界大力支持的结果。”由实际工作者提出问题，由史学工作者到历史文献中寻找历史事例，双方共同研究，编写成一个个史鉴类的文章，供广大实际工作者及广大读者学习、参考，这本身就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另外，这种结合较好地解决了目前出版难和资金紧缺的问题，企业家与理论工作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道”者出智慧，这也不失为编写理论、学术著作以及其他作品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目前，高教战线出现了不少产、学、研相结合的新生事物，《国史镜鉴》的公开问世也正是这种相结合的产物，它无疑会给尚未走出困境的中国史学研究带来一束阳光，这种做法本身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2 从《国史镜鉴》的主要内容看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具体化
    《国史镜鉴》14篇分4卷本出版，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3篇，即《勤政篇》、《廉政篇》、《方略篇》，主要内容写勤政治国、廉政兴国、谋事创业立国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揭示了勤于政务、清正廉明和正确决策以及与此相悖的倒行逆施，对于国家兴亡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比如，《廉政篇》对当前的廉政建设就有一定借鉴作用，它主要反映了历代最高统治者戒奢崇俭、倡廉惩贪的做法，以及各级官吏廉洁奉公的事迹和他们的思想、言论、主张等。古人云：“廉者，政之本也。”（《国语·齐语》）“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这是不容忽视的至理名言。作者从六个方面叙述了我国古代廉政建设的事迹，每个方面都有借鉴意义。其一是“去奢崇俭”，主要讲古代君主自上而下采取的廉政措施，它无疑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其二是“两袖清风”，作者认为这是廉政建设的基本条件。要廉政，首先是自己要清廉，做不到这一点，很难收到实际效果。其三是“廉洁拒贿”，这是能否做到廉政的一个关键问题。其四是“不避权贵”，即敢于与奢纵的君王以及大小贪官污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五是“清正爱民”，努力安定百姓生活，发展社会生产。其六是“奉公守法”，即过好公私关。对于各级官吏来说，奉公守法才可归入清廉，徇私枉法则必为贪浊。廉政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两袖清风，洁己奉公的清官廉吏历来受到百姓的称颂与爱戴。作为人民的公仆，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比古代的清官廉吏做得更好，而不应与历代那些贪官污吏为伍。
    第二卷4篇，即《用人篇》、《安民篇》、《谏诤篇》、《奸庸篇》，主要内容是写用人、抚民、纳谏、拒谏的成败得失以及奸佞祸国、庸人误国的典型人物和事例，揭示了“治国之道，用人为要”的真理。正如《用人篇》主编李树喜先生所说：“在中华民族丰厚灿烂的文化历史遗产中，用人思想与用人制度是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发掘整理历史文化典籍，总结历代用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用通晓易解、生动活泼的形式将中国历代用人思想、用人实践及制度作系统归纳与介绍，是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古为今用，为伟大现实斗争服务的需要。”《用人篇》从“治国用才”、“察贤辨才”、“随才任使”、“荐贤自荐”、“捐弃前嫌”以及“用人之论”等六个方面反映了历代帝王、大臣以及农民起义领袖识别、选拔、使用、管理人才的事迹和重要言论、主张，同时也反映了历史上一些人才制度和反面教训。“贤才，国之宝也”，“得才者昌，失才者亡”，这个规律值得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只要各级领导都能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理想就不难变成现实。
    第三卷3篇，即《改革篇》、《治军篇》、《执法篇》，主要内容是写安邦定国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揭示了改革创新、从严治军、以法治国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内容都具有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正如《改革篇》的主编黎虎先生所说：“任何社会，改革则前进，不改革则停滞、则后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从中国历代改革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总结成败规律，是我们今天的改革者，尤其是各级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之一。”本篇共分六个专题，其一是“矢志改革”，主要是写历代改革家们怀抱匡国济民、以改革为己任的伟大抱负，奔走呼号，呼吁改革；坚韧不拔，坚持改革；不怕风险，不顾个人荣辱，锐意进取，甘愿献身改革的事迹。其二是“整饬纪纲”，着重叙述政治体制和吏治等方面的改革。其三是“补偏救弊”，主要介绍经济领域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改革等。正如作者所说：“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成功的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上经济领域的改革，无疑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大业。其四是“推陈出新”，主要讲文化方面的改革。其五是“移风易俗”，主要是讲社会风俗习惯的改革。最后一个专题是“悲歌慷慨”，可以说是对历代从事改革的志士仁人的献身精神的呕歌。“唯有革命和改革才有出路，这就是历史昭示我们的结论。”研究与歌颂历史上的改革，正是为了促进今天的改革，这正是《改革篇》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