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4篇，即《治学成才篇》、《德操篇》、《治家篇》、《爱国篇》。主要内容是写治学、修身、治家、爱国方面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揭示了个人成长进步的正确途径和正确的人生道路。比如《治学成才篇》反映了历史上大量的治学成才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其中包括“志存高远”、“滴水石穿”、“逆流而上”、“尊师求师”和“治学有方”等。主要是讲立志与治学成才的关系，强调确立崇高的志向和目标，是治学成才的前提；介绍古人勤奋好学、刻苦自励的治学精神和感人事迹，告诉人们，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是重要的治学品格，叙述古人逆境成才的事迹和精神，揭示了逆境成才的规律；同时又阐述了治学成才与尊师求师的关系，并介绍了孔、孟、荀子以及黄宗羲、王夫之等著名学者的治学方法。《爱国篇》反映了历史上爱国主义者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以及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写了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等内容。其中包括“保家卫国”、“维护统一”、“不辱使命”、“复土归国”、“扬威域外”、“拒不降敌”、“为国捐躯”等七个专题。比如霍去病、郭子仪、岳飞、戚继光等为国守土、英勇抗敌；蔺相如、张骞、班超等出使国外，不辱使命，维护本国的尊严；祖逖、郑成功、左宗棠等人收复失地；李如松、冯子材、刘永福等战胜强敌，扬威国外；苏武、张巡、文天祥、郑成功等拒不降敌；颜真卿、杨业、陆秀夫、史可法、邓世昌等视死如归，为国献身等。正如此篇主编施建中先生所说：“千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爱国仁人志士，以自己崇高的浩然正气、顽强的抗敌斗志、赤诚的拳拳之心，奉献出智慧和力量、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篇篇爱国壮歌，培育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它是我们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
    总之，《国史镜鉴》一书认真贯彻了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原则，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主要从正史上选择了上起先秦，下迄清朝灭亡五千年间，历史人物治国、治军、治学、修身等方面的典型事例，详细评述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努力做到“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努力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既可以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一部从政、修养的案头书；又可以供广大群众阅读，有利于激发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进而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还可以作为大学学生、教师及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材料。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史鉴类丛书，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正是此书的突出特点。
    3 从《国史镜鉴》的编纂体例、写作特点，看正确处理古、今关系的几点做法
    如何正确处理古今关系，是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建国几十年来，史学界既出现过“左”的倾向，也出现过右的倾向。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借古讽今，这无疑是一种右的倾向，是一种企图拉着人们走回头路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也发生过另一种倾向，如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歪曲历史事实，为己所用，或者片面进行古今类比、影射攻击等等。这则是一种形左而实右的倾向。编写《国史镜鉴》这样一部宏篇巨著，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很难写出高质量的作品，而且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为此，在《国史镜鉴》第三次编委、作者会上，编委和作者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制定了一个不同于过去出版的各种写史记事著作的独特的编纂体制。
    在选材上，《编纂体制》特别强调了四点：一是历史性。首先，对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重要著述，以及朱批、奏折等，都要注意选用。不要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筛选，或有意回避历史事实。其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既不要用现代人的思想要求古人，也不要对古人的过失一味迁就。正面人物自然可以颂扬，而对其过失所造成的教训，也不必回避。反面人物的罪恶可以暴露，而对其做过的好事，也可以进行叙述。二是典型性。选择每篇文章的素材，目的是要说明一两个问题，给人以借鉴和教益。因此，材料本身应有典型性，也就是选用典型人、典型事，具有独立的个性。在完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经过加工、润色，努力给人以较深的启发。三是广泛性。收在《国史镜鉴》中的文章，既要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事迹，又不可忽视那些有典型意义的中下层人士及黎民百姓的动人事迹；既要写历代盛世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例，又要大力发掘乱世或记史较少的朝代中的典型人物及典型事例。四是创造性。过去广为人知和常为人用的典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写，同时还要挖掘那些鲜为人知和少为人用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使《国史镜鉴》从整体上看超凡脱俗，有新的内容和新的意境。
    在写史记事上，《编纂体例》特别强调了科学性、生动性和可读性。即，要充分尊重史实，忠于史实，严格以可信史料为依据，同时又要全面分析和研究史实，避免肢解或曲解史实，引出带有片面性的结论。要在“镜鉴”二字上作文章，使每篇文章都能清晰照人，都能给人以启发，都能起到借鉴作用。文章还要具有相当强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它虽然不是某一方面的历史专著，但却应有详实准确的史料；它虽然不是历史故事，但却应有引人入胜的生动情节；它虽然不是人物小传或人物合传，但却应反映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它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却应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评论上，《编纂体例》特别强调了要有深度，有思想性，有针对性。每篇文章都应实事求是，不拔高，不贬低，尽量客观公允。评论要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贴切自然。不空发议论，力戒借古讽今、古今类比。有些议论可以点到为止，应给读者留有充分的回味思考的余地。
    各篇主编和全书作者都严格按编纂体例办事。写出初稿后，编委会又严格按编纂体例进行审定，凡不符合体例的文章都退给作者进一步修改，或者重新组织队伍协助修改，因此保证了丛书的质量。全体作者与编委会成员经过三年努力，完成了一套写史记事论鉴比较全面、系统、完整、且独具特色的史鉴类丛书。正如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程维高同志在序言中所说：“《国史镜鉴》不仅记史悠长，规模宏大，编纂严谨，而且内容丰富，评述精当，寓意深刻，镜鉴分明。”它既是史学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有益尝试，此书的公开问世值得引起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对于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缺点与失误，我们也衷心希望大家给予指导与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