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地方志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典籍。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均接续性地纂修方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有现象。而方志纂修的兴盛时期乃在清代，方志学理论的趋于成熟亦在清代，其原因除了历代修志经验、认识积累提供的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大清一统志》初次纂修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一、《大清一统志》的初修
    《一统志》与方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方志”，在严格意义上应以确认全国统一政权为前提，并按国家当时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述某一区域内的地理、历史与社会人文状况的典籍。方志纂修的本身，即有着从小的区域聚合为较大区域，直至全国性志书的趋向。因此，伴随方志的发展，全国性志书也代有修撰，如隋有《隋区域图志》、唐有《元和郡县图志》、宋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等。元朝的全国性志书正式定名《大元一统志》，部帙达一千卷，明代仿其义例，纂成《大明一统志》。
    清入关后，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积极作出仿从汉族封建政权的举措。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祚奏请纂修《大清一统志》，清圣祖令礼部予以议奏。此事在《清史列传·卫周祚传》中略有述及，而其奏疏及礼部议奏文件，为《清实录》等所不载，惟康熙《天津卫志》卷首载有当时一件原始文献，弥足珍贵：
    礼部尚书臣哈尔哈齐、臣龚鼎孳、左侍郎臣常鼐、臣董安国、右侍朗臣顾巴西、臣田种玉等，为遵谕条奏事：
    康熙拾壹年柒月初壹日礼科抄出少师兼太子太师、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二级臣卫周祚奏前事，本月初六日奉旨：“这应进讲书籍知道了，馀著该部议奏，钦此。”钦遵于柒月拾壹日到部。除各部事宜应听各该部议复外，该臣等议得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疏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文献也。迄今各直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二省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各省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等因前来。查直隶各省通志，关系一代文献。除河南、陕西二省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其余直隶各省通志，请敕下各省督抚，详查各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到部之日，送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恭进睿览可也。等因。
    康熙拾壹年柒月贰拾肆日，本月贰拾柒日奉旨：依议。
    这件文献明晰反映出清廷议修《大清一统志》的行文过程与时间，照录了卫周祚奏疏的原文，表明清廷敕令各省皆修通志，但河南、陕西可采用顺治朝已成之书，而且礼部提议各省通志皆依《河南通志》、《陕西通志》款式，亦得旨准。由此，可以推知，初修《大清一统志》形成定议后，整体程序是：从朝廷到地方，自上而下逐级谕令修志，并颁布《河南通志》、《陕西通志》款式，依照纂修；州县志成而修府志，府志成而修通志，自下而上，逐级汇纂，最终修成《大清一统志》。因此，当时一统志尚未正式设馆纂修。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三藩之乱”起，战云密布，举国震荡，全力平叛为清廷首要之务，纂修《大清一统志》事暂被搁置。这是初修《大清一统志》经历的一大周折。
    平定“三藩之乱”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又提到议事日程，然而由于清廷缺乏经验，组建馆局即颇费摸索。《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载：“大学士明珠等奏曰：‘……至于各省纂修通志送部，前奉谕旨极当。《一统志》关系典制，自应催令速修。从前用兵之际，各省所修通志稍觉迟延。今兵事既息，俟各省修完送到之日，应即行纂修《一统志》书。’上曰：‘是。纂修《会典》之处着依议，各省所修通志作何察催，及应修《一统志》事宜，着礼部确议具奏。’”据此，清廷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再次敕令各省修志。《康熙起居注》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载：“又礼部纂修《一统志》，请给桌饭银两，其纂修处应交与内阁。”然而清圣祖并未对有关建议明确答复，却认为修《一统志》“不过誊录，并非撰文，岂宜迟缓！”要求定出完稿期限。次年正月，有大臣上疏称：“近礼部开馆纂修《一统志》书，适台湾、金门、厦门等处，已属内地，设立郡县文武官员，请敕礼部，增入通志之内。”[1]这表明《一统志》设于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前后，而仍附于礼部。礼部官员权位较低，很难有效承担纂修的组织工作，康熙二十五年三月，清廷任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吴正治、宋德宜、户部尚书余国柱、左都御史陈廷敬为总裁官[2]，规格甚高，显然已不是礼部所能统辖。四月初八日选任副总裁时，《康熙起居注》则明确记载为“内阁会同翰林院以编纂《一统志》”。清廷已认识到纂修《一统志》并非易事，副总裁要选取学问优长者充任，清圣祖亦决定专委一、二人纂阅，以期速成。于是，以徐元文、徐乾学、张英、郭棻、高士奇、曹禾为副总裁，而以陈廷敬、徐乾学专理纂阅之事。[3]五月，清圣祖专发敕谕给《大清一统志》馆各总载，这虽是一件官样文章，然而标志着《一统志》馆组建完毕，正式开笔纂修。此时，已任命彭孙遹、吴任臣、姜宸英、万言、金德嘉等二十人为纂修官。[4]
    《一统志》馆总裁、副总裁大多身兼数职，纂修之事实由徐乾学专理，进展较缓。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徐乾学因事被劾，被迫乞奏归乡，疏中称《一统志》“考究略有端绪”[5]，请将之携归继续编辑，特旨允许。于是，徐乾学得以书局自随，并奏请姜宸英、黄虞稷随同襄助。[6]又延请胡渭、阎若璩、黄仪、顾祖禹等有名学者参与其事，先后在洞庭山、嘉善、昆山等地开设纂修《一统志》书局。[7]康熙三十三年，徐乾学逝世，遗疏进呈《一统志》稿。清廷依其志稿继续修订，令韩菼总裁其事。[8]韩菼尚简，对徐元文稿本大加删削，另成一稿，俱存馆内。[9]韩菼于康熙四十三年逝世后，清廷未再着力修订，《大清一统志》事实际又被搁置，终康熙朝未得成书。
    雍正三年，清廷再组《一统志》馆，“以《一统志》历久未成，特简重臣敦就功役。”[10]至雍正六年十一月，《一统志》总裁蒋廷锡奏言：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缺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详慎增载”。清世宗指示：“今若以一年为期，恐时日太促，或不免草率从事。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内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至于书中各项分类条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人物一项，著照所请，将各省所有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即详查确核，先行汇送一统志馆，以便增辑成书。”[11]这个上谕，又提出各省续修新志的详细指令，将之作为《大清一统志》取资的重点，但也采纳了蒋廷锡的建议，令各省先行报送本朝人物的有关资料，增强《一统志》的人物事迹等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