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里，不止一次地有人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典籍，也不止一次地有人主张从传统典籍中开发出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以此为中国文化的再生或复兴疏导源流。《左传》作为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当然也会遇到不同态度的对待。本文不是专门讨论如何从《左传》中开发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真能证实《左传》中确有可供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那么在客观上也就证明它不应该被彻底抛弃了。
    《左传》有什么文化资源可以开发呢？在本世纪20年代初，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其中有“民本的思想”一章，而《左传》也被认为是有民本思想的著作。这一见解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应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当上一世纪末梁氏追随其师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的时候，他们还守着今文经学的门户，不重《左传》，而从公羊学中寻求文化资源。清代今文学家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自称“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1〕。至晚清皮锡瑞作《经学通论》， 其中“论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不当信刘歆、杜预反以邪说诬春秋”条说：“传载韩厥称赵盾之忠，士鞅称栾书之德；弑君之贼，极口赞美。史墨云，君臣无常位；逐君之贼极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见当时邪说诬民。”他以为这还是《左传》的据事直书，至于左氏凡例的问题就大了。他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也一条，尤与《春秋》大义反对。”〔2〕清代今文经学家以为《左传》中多邪说，而清代古文经学家的见解也颇多如此。其显著的实例如，万斯大在其《学春秋随笔》中说：“《春秋》弑君，有称名、称人、称国之异。左氏定例，以为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甚矣其说之颇也。”〔3〕其它如焦循等人也均有类似见解。总之， 凡《左传》中以为人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对国君的说法，清代的今、古文经学家大多皆以为邪说。到本世纪20年代，梁任公一变而把此等“邪说”称为“民本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文化精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其意义不能说不重要。
    自梁氏此说发表70余年来，学者们就《左传》一书探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著作或称之为民本思想，或称之为民主思想，或称之为原始的民主思想，具体见解各有不同。我以为，这些不同见解的发表，对于我们从《左传》中开发积极的文化资源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启发价值的。这篇文章将把《左传》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希望能够在前贤讨论的基础上把探索再推进一步。
    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释义
    为了避免在讨论中发生概念的混乱，这里首先谈一下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人本思想”，就是西文中的Humanism。这个词在汉文中或译为人文主义，或译为人道主义，或译为人性论等，那都是根据上下文的语义而作的具体处理。这个字来源于拉丁文的Homo（人），其本义为关心或致力于人的利益（而非神的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把人看作人而非神或任何其它非人之物，同时以人事而非天心或神意来解释人事。
    人本思想不等于无神论（Atheism）， 它并不要求人们在思想上排除对于神的信仰，而只要求人们在处理人神或天人关系时以人为本。在古代中国、希腊以及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思想都很盛行，而那时的人本思想都未曾排斥对于神的信仰；毋宁说，它承认在人与神之间存在一种张力（tension）或“拔河”关系。人本思想只是告诉人， 在这种关系中不能忘记了人是根本，即使你信神，那么目的也是人而非神。
    我认为，理解人本思想的这一特点，对于研究古代思想尤为重要。因为要求一位古代思想家完全消除神的观念是极为困难的。关于这一点，以下还会说到。
    “民本思想”，这在西文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词。关于“民本”一词，或以为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不过，《五子之歌》是伪古文书，不能为据。惠栋《古文尚书考》引阎若璩语曰：“《淮南·泰族训》：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长（应作‘美’）则土（应为‘上’）宁。”〔4〕按惠栋引阎氏说非是。《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民）为本；本理（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5〕又《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记晏子谓叔向曰：“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此二书出于战国时期，可见民本之说产生甚早。不过，对于民本思想作系统论述的是贾谊的《新书·大政上》。按贾谊死时刘安尚未封为淮南王，所以伪古文《五子之歌》“民为邦本”之说非始出于《淮南子》，而出于上述三书。
    从贾谊《新书·大政上》的论述看，中国的民本思想不等于西方的民主主义（Democracy，来自古希腊文的demos[人民]和cracy[统治]），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例如雅典的情况就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却从来没有把君主当作一种制度加以排斥的意思。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这样的话不愧为民本思想的一种典型。可是，也正是他批评杨朱、墨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7〕。梁任公曾说，林肯释民主主义为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但有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而无By the people〔8〕。这实在是一种真知灼见。
    我在这里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民本思想”所重视的是君民之间的张力或“拔河”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强调民作为“本”的重要性；即使你在表示要尊君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尊君的目的不在于君而在于民。
    由此可见，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都不是只承认两极中的任何一极，而是从两极间的张力中强调其一极为“本”。本文所论《左传》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都是在这样的释义的基础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