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十一月，《大清一统志》告成，全书三百四十二卷，记载范围包括十八省，统府、州、县一千六百多个。采取分省叙次方式，每省先立统部，冠以图表，有分野、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等门类，皆专载统括一省之事。而府、直隶州各为立表，下系各县。每县所载内容加详，分二十一类目，即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外藩及属国五十七个，朝贡之国三十一个，皆附录于后。清高宗亲撰序言，冠于卷首。至其全书刻成，已至乾隆八年。[12]。
    初修《大清一统志》从定议至告竣，前后历经三朝，共七十余年，为时之久及起伏周折仅亚于官修《明史》。其间清廷反复摸索与尝试，为官方史学活动积累了经验。在当时，纂修《一统志》是最为牵动全国的文化事业，使清廷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笼络明遗民学者、招揽人才的作用。《一统志》馆设立不久，黄宗羲就向徐乾学推荐裘琏入馆[13]，顾祖禹则亲身加入徐乾学归乡后的《一统志》书局。许多学者先后参与纂修，裘琏、郑江、劳孝舆等皆因参修《一统志》方驰名学界。由于康熙时期清朝对新疆等地尚未实施直接的行政统辖，初修《大清一统志》自不能将这些地区像内地各省一例记叙。乾隆中期，清朝扩大直接统辖范围，加强统一与中央集权，与此相应，于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大清一统志》，经二十年后告成，在内容结构和门类上一仍初修体式。嘉庆年间第三次纂修，内容进一步增新，时代下延，初修《大清一统志》遂被取代而流传不广。然而，它在清代文化上却有深远的影响，其中以推动方志纂修的兴旺发展尤为显著。
    二、康雍时期纂修方志的兴盛局面
    明朝纂修《一统志》，曾谕令各地纂修方志，对方志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清初一些地方官，承袭明代修志之风，注意到续修本地方志问题，特别是顺治年间贾汉复任河南、陕西巡抚之时，令所属各府、州、县皆修方志，并汇辑成通志，在清初颇具影响。然而这些仍为个别现象，方志的纂修真正普遍展开，是从清廷定议纂修《大清一统志》开始。
    清朝在初修《大清一统志》过程中，于康熙十一年、康熙二十二年、雍正六年三次敕令各地纂修方志，这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清廷抑或地方官，在檄催各地修志时，皆有详明的规定，十分认真，公文传达较为迅速。康熙十一年，清廷令各省修志，礼部于闰七月初五日发下公文，三日后直隶已拟文下传，其中广平府于二十三日已将修志牌照发至各县。牌照详细规定县志要写成八部交送到府，府志要上报六部到省，而礼部要求各地报送一式三部志书。公文中强调“此系内阁特疏条奏，且系进呈御览事宜，该道务须加意详慎，毋得草率从事，以致遗漏舛错，自干严谴。”[14]康熙二十二年檄催各省纂修通志，曾要求三个月成书[15]，十分急迫，这是将此次谕令修志视为康熙十一年谕令的接续。雍正六年第三次诏谕修志，如上文所引，清世宗提出了对地方官奖励与处分的问题。次年，又规定方志隔六十年必应续修[16]，这等于将修辑方志列为地方官的职责之一。康熙二十六年，康善述在新修《阳春县志序》中称：“康熙十一年奉檄修志，仓卒未有成书，兵燹之后，副本无存……第欲续修而未遑。会奉宪檄遵承部文重修邑志”，于是修成此书。这反映出每次赦修方志，省、府的“宪檄”和清廷的“部文”都抵达各县，对于修志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雍正年间，山西、甘肃、浙江、江南、广东等等多数省分，皆纂修了通志，这乃是雍正六年敕谕修志的结果。
    有些地方官往往未等朝廷的督催，主动地接续康熙十一年后因“三藩之乱”停滞的修志活动，康熙十九年成书的《保定府志》是在“上官檄征郡志，严且急”[17]的情况下修纂的。可见康熙十九年直隶已经严催各所属府、州、县修志。灵寿县国学生傅维枟，康熙十一年间曾参与纂修县志，因三藩叛乱而未能成书。他私下“网罗放失旧闻，汇辑成编，藏于家塾”，待康熙二十二年之后清廷再令修志时，被用为官修底本，稍为更定而刊刻成书。[18]康熙四十五年，清廷已不再催促各地修志，《大清一统志》稿已被搁置，而有些地方官修志热情不减。如江西赣州知府主动以纂修府志请示巡抚，经允可后便“檄行赣属十二邑，俾各修志，以备采择”[19]。以上事例，都显示了地方官和地方士绅在纂修方志上的积极、热心态度。康熙四十余年至康熙末年纂修的方志，大多是由地方官或地方士绅主动倡导促成的，表明清廷诏令全国修志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使纂修方志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这样的一种意识：若使方志失修，则“纪载缺遗，无以继残编而昭盛典，固邑中士大夫之辱，而亦长吏之所不得辞其责也”。并且认为“凡有民人有社稷之区，其不可无志以传信也明矣。顾或刑名钱谷之外，视一方文献为无裨名实，坐听废堕，岂知为政之先务者乎！”[20]表现出清廷初修《大清一统志》激发起的地方官纂修方志责任感与主动精神。
    康雍时期，清廷与地方官、地主士绅皆对纂修方志采取积极、热心的态度，使全国性修志活动形成高潮，各省府州县，均纂有方志，并反复续修。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散佚，及今已难于查考所修方志的确切数目。现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21]登载的资料初步统计，自康熙十一年议定纂修《一统志》并敕令全国修志，下至《大清一统志》告成的乾隆五年[22]，前后68年间共有方志1560种，而乾隆五年至嘉庆末共80年，计有方志1384种，即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所纂方志超过乾嘉时期170多种。若单以康熙十一年至六十一年（共50年）计算，则有方志1349种，而乾隆元年至六十年仅有1042种，前者超过后者300余种。实际上，康雍时期所修方志，远比乾嘉时期志书佚失严重，很多在乾嘉及以后纂成的方志中追述的康雍时旧志，时已不存者屡见不鲜。不少学者及其著述，认为清乾隆时期方志的纂修才进入繁荣阶段，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清代在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各地纂修方志已形成高潮，出现了繁荣兴盛、蓬勃发展的局面。
    早在顺治朝后期，《邹平县志》纂修过程中顾炎武即为之校编，马骕为之讨论，康熙初叶，施闰章参修了《临江府志》、《袁州府志》等等。学者参修方志，早萌其端，但仍属偶见。康熙十一年之后，不但许多著名学者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支持或参修各地方志者也显著增多。如黄宗羲参与康熙《浙江通志》的纂修，陆陇其主修康熙《灵寿县志》，汤斌主修康熙《吴县志》，顾栋高参修雍正《河南通志》，沈德潜纂修雍正《苏州府志》，黄之隽、程延祚雍正时纂修《江南通志》，储大文纂修雍正《山西通志》，邵远平纂修康熙《仁和县志》，王源于康熙时纂郃阳县志书，查慎行纂康熙《西江志》，博学鸿儒严绳孙曾纂修康熙《无锡县志》，乔莱纂修康熙《宝应县志》等等，皆当时有名文人、学者参与修志之例。至于如郭棻、陈祖范、蔡方炳一类进士、文人应聘修志，王士祯、毛奇龄等为方志撰序，在康雍年间更不胜枚举。可见在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纂修方志已成为当时许多学者、文人所乐为之举，修志作为已获得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日益被学界所重视，渐被看作著述立言、学术经世的一种形式，这对整个清代方志的纂修与方志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