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志学探讨的广泛兴起
    中国古代的纂修方志的实践中，很早就对方志性质、作用、修志方法等有所探讨。宋郑兴裔《广陵志序》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23]。明孙廷臣嘉靖《唐县志序》亦称“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24]至于清代，关于方志学理论的探讨逐步深入，朱鹤龄认为：“夫郡邑之有志，昉于《周官》小史，由来尚矣。史局开纂，大者据实录，小者据家乘稗编。然实录分修，主裁皆非良史，稗编杂出，采摭或误传闻。家乘略可信矣，而碑志半谀墓之词，子孙多溢美之语。惟郡县二志修之得人，则闻见真而网罗备，一方文献即国史权舆，其事岂不重哉！“[25]这里明确地将方志视作国史可靠的史料来源，强调了方志的重要地位。清廷决定纂修《大清一统志》及谕令全国修志以后，关于方志学的探讨广泛兴起，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朝廷对纂修方志的倡导和督催，造成全国性的修志热潮，修志的必要性、方志的重要地位为地方官、士绅、学者所认识。修志既已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业，必然促使人们思考方志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第二，由于纂修方志是为了逐级向《大清一统志》提供资料，很自然地要求各地方志应有基本一致的内容门类和纂修体式。康熙十一年颁发修志谕令，规定以顺治年间《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作为定式，要求各地依其门类纂辑。然而全国具体情况不一，省、府、州县级别与方域不同，很难按一种格式纂修方志。统一体式的要求与不同具体情况的矛盾，迫使人们探讨更为完善的修志义例和方法。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方志学上的探讨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对于纂修方志和续修方志必要性的认识。在清廷反复督促各地纂修方志的形势下，纂修方志是否必要，已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修志者对修志必要性的论述，仍反映出方志学上的认识深度，这是地方官由被动地奉檄修志转变为主动积极修志的思想基础。康熙《新会县志》贾雒英《序》认为：“省有通志，郡有府志，县有邑志。府职其要，县职其详，盖耳目近则蒐罗广也……迄于今土田日益辟，户口日益稠，钱谷军资日益繁，学士大夫日益众，五礼六乐、三物四维、畜牧耕桑、营建规制日益踵事而增华，使传之既往者无以续之将来，致杞宋无徵，日就湮泯，谁吏兹土而可谢其责乎？”对方志保存史料的作用，时世对修志的迫切需要，地方官的修志职责等皆有深刻的见解。康熙《河南通志》祖文明《序》称：“庶几今日信志，即可备他年信史，备巡方而昭文物，示劝励而树风声，以上副圣天子修明统志之盛典。岂不伟哉！夫莫或先之，虑其湮也，莫或继之，虑其堕也。”这不仅论述了纂修方志的必要性，也涉及了应当续修方志的问题。而刘士麒《新修翁源县志序》指出：“方志的功用在于“稗乘所未周，国史所未及者，悉取而纪之以登天府，藏之太史”，其修志《义列》称：“志书所以记载古今事迹，前者修而后者续，盖以一时有一时之事，一代有一代之人，非若山川疆境，亘古如常，故随时书之，以俟续纪无穷。”[26]这精辟地论述了方志的资料应随时记载积累、方志须以复续修的道理。至康雍时期，方志应当纂修和予以续修已成为朝廷、官吏、士绅、学者的共识，而不再有异议，这是保证清代方志纂修兴盛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关于方志撰修基本原则和态度的论述。清初学者中，有过将“郡县之志”与“氏族之谱”并列为“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的见解[27]，指出了纂修方志面临的种种导致歪典史实的弊端。康雍时期，在肯定修志必要性的基础上，人们探讨了撰修方志应取何种态度、应掌握什么基本原则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防止记述失实的问题。康熙《堂邑县志·述例》篇批评了一些方志中“观天察地则道听而途言，稽古证今则吠声而逐影”的倾向，提倡严谨、审慎的态度。康熙《保定府志》纂修者主张采取“公而不刻，厚而无私”的撰修准则。[28]王源以实例抨击某些方志中的“踵讹袭谬之弊”，反对不认真考核而“胧朦迁就”、“随俗苟同”的态度，认为“不穷其原不足以成书，不辨别其非不足以存是”[29]，这是以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纂修方志。雍正《山东通志》则重于严订义例，提出“谨书法”、“审详略”、“正讹以传信”、“阙疑以慎言”等原则。康熙《程乡县志》刘广聪《序》认为：“事贵核而词贵间，核取其徵，简取其严。去伪存真，以绝附会，循名考实，以示信从，乃修志之大端也。”所有这些论述，反映了康熙时期在方志的撰述态度、编纂原则问题上，达到了较高的认识水平。
    （三）关于方志性质与修志义例的探讨，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清廷修《大清一统志》而令各地皆修方志，造成“一统志该各省，省该其属府州，府州该其属县，县志不綦重乎哉”[30]的观念，使人感到方志应是属于地理系统的典籍；而清廷修《明史》、修《大清会典》，皆征集方志之书，方志中本来具有历史性内容，这又造成方志为一方之史，可以备正史、国史取材的观念。于是，认为方志为地理专书与认为方志是一方之史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朗和对立，这是整个清代在方志学理论发展上的重要特点。
    主张方志为一方之史者，往往用上古列国之史相比拟，以证其说源远流长。如刘柏《江南通志序》称：“直省之有通志，与古列国之有史同。”[31]师若琪康熙《保定府志序》认为：“志与史无以异也，后世缀文之徒以志视志，不以史视志，志之为书微矣。”杨以兼《续修邑志跋》[32]认为：“窃以邑之有志，与国史无异。且国史之足以信今传后者，悉本于省、郡志，省、郡志皆集邑志而成，使邑志舛谬，即他日国史亦不足据。”明确地表达了要以县志为基础，逐级取裁，最终为国史提供史料依据的见解。刘广聪的康熙《程乡县志序》也明确提出：“志者，邑之掌故，指利弊以资兴革，昭是非以寓劝惩，盖与《春秋》、国史相表里焉。”由此可见，康雍年间持方志为一方之史见解者已颇为普遍，对方志性质为史籍以及方志在史籍系统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已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
    但是，康熙十一年令各省修志的文告，强调方志所要记述的是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所突出的是地理内容，颁为定式的《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也以地理内容为全书主线，这在主志学上的影响亦不容低估。康熙《黎城县志凡例》认为：“志与史不同，史兼褒诛，重垂戒，志则志其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一邑之盛。”[33]学者王源极力主张方志应以记载地理内容，考其沿革为主旨，他说：“夫近代地志之失，其体正在专力人物而不知有考核。地志何昉乎？昉于《禹贡》、昉于《职方》……夫人物之纪固亦不轻，然其专责在史氏，不在地志。地志原以志地，人物之在地志，一端耳，后世之体耳，《禹贡》、《职方》有人物乎？可舍其所应重者不重，而独以人物为重乎？”[34]王源的见解，开乾嘉时期戴震、洪亮吉等认为方志为地理书，应重于考证地理沿革主张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