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年间，方志体式相当庞杂，并未完全依照《河南通志》款式，这反映的是纂修热潮中多方探索、各自尝试而尚未发展成熟的状况。其中有些方志已逐步摆脱重于地理内容的束缚，形成了较为妥善的地方史体式。例如康熙五十七年陆师纂修的《仪真县志》，卷一为旧序与图说，用以载明历次纂修本县志书的情况及本县区划和地理概况；卷二为沿革及职官表，以下依次为选举表、建置志、山川志、民赋志、学校志、军政志、祠祀及艺文志、名迹及祥祲志、列传。全书二十二卷，人物列传占四卷之多。形式是以史为纲，内容以史为主，符合史籍义例，又不失地方色彩。据记载，陆师，康熙十四年进士，时为仪真知县，后迁转入京为官，与方苞、何焯、张伯行等人友善，“宜乎政事文学卓荦不凡，能出贤有司绪余而为此佳志也。”[35]《仪真县志》的出现，表明康熙年间不仅普遍形成方志为一方之史的观念，而且在修志实践上也取得按史籍拟定义例的成功。
    雍正六年，清世宗在关于纂修《大清一统志》与纂修通志的谕旨中认为：“朕维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36]皇帝以上谕形式肯定了方志为史载的性质，对方志学的发展影响颇大，这表现于雍正九年始纂、乾隆元年成书的《江南通志》。《江南通志》以康熙年间进士、著名诗人、学者黄之隽为主笔纂修，体例一准史载。卷首先以四卷载清帝有关诏谕，正文门类分为舆地志、河渠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类志等十志，其《凡例》特别申明“志与史相表里”的主张，以附合清世宗的谕旨。本书的多篇序言皆赞扬“例准史载”“以史才抒史笔”的修志方法，主张方志应“为他年史氏之征信”，“盖志书之作，所以彰往察来。镜制度之得失，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污隆，运会之升隆，固非徒侈称疆域之广、户口之繁也已。”[37]康熙中曾参修《大清一统志》的郑江在《序》中认为方志“亦足以补国史之阙遗，而兴起斯人敦行砥节之思，是其权尤与史官埒。”类似的论述尚有很多，使《江南通志》成为将方志视为一方之史的主张与纂修实践上例准史裁相结合的典型，集中总结了这一方志学流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这部《江南通志》随即被清廷部颁为修志定式[38]，标志着官方在方志学认识上的一大转变。
    乾隆年间，史学家章学诚力主方志为一方全史，并按志为史裁的原则研究修志义例，与主张方志应重于考证沿革的戴震、洪亮吉一派辩难争议，形成了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究其思想渊源，乃是直接承袭了康雍年间初修《大清一统志》时期已经形成的有关见解，是在康雍时期方志学思想基础上作出的发展和提高。
    综上所述，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是清代文化史、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这项牵动全国的文化事业上的系统工程，为官方摸索出在人员组织、上下配合、书籍资料征集等方面的经验，提供了《一统志》纂修体式的范例。而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直接推动了方志的纂修，使之在康雍年间即形成高潮、进入繁荣兴盛的发展阶段。激发了地方官、士绅、学者纂修方志的责任感和主动积极精神，奠定了方志学理论探讨的基础，这是清代方志学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124，康熙二十五年正月甲申。
    [2]《清圣祖实录》卷125，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己末。
    [3]《康熙起居注》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丁酉。
    [4]《清圣祖实录》卷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
    [5]《憺园文集》卷十《乞归第三疏》。
    [6]《憺园文集》卷十《备陈修书事宜疏》。
    [7]《清史列传》卷68《胡渭传》、《阎若璩传》。
    [8]《清史列传》卷9《韩菼传》
    [9]见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二《上一统志馆总裁书》。
    [10]雍正《畿辅通志》卷首，唐执玉《序》。
    [11]《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
    [12]见《清高宗实录》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四库提要》卷68《史部地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