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上古史的辩论盛极一时，1926年集结为《古史辨》一书，其后陆续编印，到1941年出版第七册，总计不下数百万字。就内容而言，主要可分为史实传说和古籍整理二大类，其中第一、二、五、七册属于前者，第三、四、六册属于后者。第一、二、三、五册为顾颉刚先生所编，第四、六册为罗根泽先生所编，第七册为童书业、吕思勉二先生合编。闻原计划将有关古代历史地理的论文编为第八册，而未能成书。今就已刊行之七册，略申鄙见。
    在第一册中，除关于辨伪的通信外，主要讨论了尧、舜、禹的问题。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的信中，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又有一篇长达六万字的顾先生的自序，说明早年求学深受汉学家的影响，和产生这一构想的过程。《尚书》（《虞夏书》除外）、《诗经》、《论语》各书中所记尧、舜、禹之事，相传愈古者，所见之记载也愈晚，后更以其他古籍相比较，逐渐形成为明确的看法。在与钱玄同先生通信时，顾先生把他的看法用文字写出来，1923年，在北京《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于是引起了关于古史问题的大论战。正如后来顾先生自己所说，此文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1]当时参加论战的，除顾先生外，处于对方的主要为刘掞黎和胡堇人二先生。这次论战，形式上刘氏的阵地更为严整，因为旧说有广泛的基础，论据触手可得。新说先要辨伪，资料须加整理方可运用，自然比较吃力。但旧说有不可克服的弱点，虚假究竟不能冒充真实，而层累地造成之伪古史，在宏观中异常明显，仔细论证虽然须作绵密的工夫，而旧说的弱点一经点破，其事已明如观火，不待繁言而后定，所以新说终于占了上风。到1930年，郭沫若先生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2] 这话是很切合实际的。
    郭先生的话固然是肯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有力的证明，同时也说明了另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原来真能理解这套理论者，只有极少数具有正确思想的专家学者，而大多数人并未能了解其深义。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般群众不过以其新奇而予以关注，因此产生了意外的插曲。顾先生在论禹为神话人物时，曾设想禹为九鼎上的奇形怪状的动物；又《说文》“禹”字从“禸”，训为“兽足蹂地也”，因而说禹原为爬虫。这本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而一般人竟误认为这是《古史辨》的主要论点，于是腾笑一时，鲁迅先生作小说《故事新编》，以此为素材，写入《理水》篇中。这事曾引起顾先生很大的烦恼，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说：“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见第一册二二七页）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这是一般群众的态度。另有一些人形式上接受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理论，却无限度地应用于古史方面，以致使上古历史从另一方面又蒙上了一层迷雾。童书业先生在第七册《自序》中说：“《古史辨》有名的贡献是‘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一般人已承认它的价值了，其实这个观念还有应补充的在。……古史传说怎样会‘累层’起来呢？我以为这得用分化演变说去补充它。……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经过分化演变得出的结论是：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出于各民族的神话。这样一来，真实的上古历史岂非一无所有了吗？这不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最后目的，下文将作具体的分析批判。
    往日对于《古史辨》的评论，有一条是说它“没有结论”，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作了回答。他这样说：“我要求结论之心，或者比了说这句话的人还要热切，但我不敢自己欺骗自己，更不敢欺骗别人。……千万个小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中间问题的解决；千万个中间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大问题的解决。只要我们努力从事于小问题的研究而得其结论，则将来不怕没有一个总结论出来。可是在我们这几十年的寿命里是一定看不见的了！”这话说的很实在，同时也有很大的漏洞，理论上承认结论的重要性，事实上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读者当然无法感到满意。其实历史上的实与虚，不必等到最后的结论出来，大体还是能够约略区别的。如《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实，古文虚，并不是待古史问题全部解决后才论定的。《古史辨》几乎把古代一切有关史实的记载都看成为虚实不分的传说，而不注意其中隐藏的史实，实际上是将传说与神话混同起来，结果将不免治丝而愈棼，并为分化演变说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传说与神话常常并称，二者之间原有根本的区别。就与古代史实的关系而言，神话仅能反映某些古代史实，传说则可以保存某些古代史实。从传说的由来看，一部分为出于神话，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之类，这反映了商、周民族自以为出于天神上帝，高超于众邦之上。其大部分应为出于一定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行动，后来的人以之为基础，加以想象渲染，踵事而增华，逐渐发展，便成为近于神话的传说了。如尧水汤旱，于是有了鲧禹治水和汤祷于桑林的传说。如果层层剥下去，还不难看到作为传说起源基础的史实，《古史辨》正是依据这条路线提出的理论。顾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3]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而就最后目的而言，要在找出“某一事件的真确的状况”，这也正是读者所最关心的。而《古史辨》的实际方向，则过于重视传说的发展演变，以致一般从事于《古史辨》工作的人，以为《古史辨》的目的即在整理这些传说，不是追寻作为这些传说起源基础的史实和人物，好像古代的传说都与史实无关。第七册中杨宽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以为传说中的上古史不过为古代民族神话的分化演变，其根源是东夷与西戎二大系统的民族神话，没有古代史实的踪影，这就引入歧途了。童书业先生的“分化演变说”，就是因此文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