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评议(5)
五、关于老子人和书的问题 古籍整理为《古史辨》的一个重要部门,甚至有人说,《古史辨》成为《古书辨》了。其实《古史辨》的主要成就也正在古籍整理方面,第三册之于《诗》、《易》二部经书,第四、六册之于诸子,于辨伪方面,成绩尤为显著。其中关于老子的问题,所收论文共达二十八篇,三十馀万字,一时成为学术上的热门问题,实际上则未能得出结论,而有关资料罗列几尽,惟未能取得共识,则为憾事。 老子的问题,开始于1922年,梁启超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老子传》,以为《老子》书中所写的情况和所用的名词,多为战国时期所有者,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以及“万乘之君”、“左将军”、“偏将军”等,不符合春秋末年的情况。张煦起而驳之,于是引起了争论。按关于老子人与书的问题,清代学者已多有讨论,如毕沅作《道德经考异》,汪中作《老子考异》,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亦致疑其事。其实司马迁作《老子传》,已经不能作明确的论断,不过提出了一些传说的资料。他提了三个人,都可能是老子,一个为李耳,一个为太史儋,一个为老莱子。太史儋和老聃有一个字同音。老莱子的老字也和老聃是同字。李耳字聃,并写出了他的世系,在这篇传记中占了主要的位置。但司马迁未敢视为定论,所以才又写出了太史儋和老莱子之事,并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按先秦古籍都直称老聃,未有称李耳者。又诸子之书都以作者姓名标目,如《孟子》、《荀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等,而此书作《老子》,不作《李子》或《李耳子》,明示老聃为一单独名称,与其他名称无关。 《老子》一书,因老聃而得名,可无疑义。老聃的事迹,《史记·老子传》恍惚难凭,今就先秦古籍所载之零星资料,取可信据者分列于下: (1)孔子曾向老聃问礼,见《礼记·曾子问》,可以推知其时代与孔子同时而稍长之。在此简略的记载中,老聃称道周公、史佚、伯禽之事,可知其对于故事十分熟悉。 (2)《史记》本传与《张苍传》称其为周守藏室之史或柱下史,是有机会接触传统的王官之学者。 (3)《庄子·养生主》称,老聃死,秦佚吊之。下文又云:“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是其寿终正寝于家中,非仙去或不知所终。 (4)《庄子·天下》篇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在《天下》篇成书时,老聃已被视为“古之人”。 (5)《吕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聃贵柔,关尹贵清。”是二人之主张相近,故《天下》篇以二人连称。 (6)《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又《寓言》篇:“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这些记载说明老聃曾居沛,也曾游于秦,沛原属陈,后为楚地,故老聃在楚国有一定的影响。 (7)《淮南子·汜论训》云:“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孟子排斥杨墨,具见于其书中,是杨墨皆居孟子之前,而老聃为杨子之师,此亦间接可证老聃之时代与孔子相近。 关于老聃的传说既多,因而多有附会及误解。如太史儋为秦献公时人,已远在孔子之后,因“儋”、“聃”二字音近,传说遂误合为一人,更由此产生了老子出关为关令尹著书的传说。老聃原有游秦之事,关尹为与之思想相近者,传说遂以太史儋之入秦为老聃出关,又误以关尹为关令尹,因而产生了关令尹强老子为之著书的故事。《老子》一书虽只有五千言,而陈义深奥,不是仓卒之间能够写成的。至于老莱子和李耳字聃,都和老聃有一个字相同,传说也和他附会在一起;尤其是李耳,他的子孙在西汉时有些政治地位,黄老学派正在得势,可能乘机加力宣扬,为其族姓增光。但其中有不可克服的弱点,从李耳到李假只有八世,从春秋末年到西汉前期已有四百多年,每世都要到五十岁以后才生子,这是不符合常情的。总起来说,老聃即姓老名聃,春秋末年时人,于传统的王官之学很有造诣,所以孔子多次向之问礼。他虽然过着退隐的生活,却保持着很高的名望,受到了世人的景仰,在托古改制的风气下,便有人以他的名义著书了。 老聃的思想,《庄子·天下》篇所记者最为具体:“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馀,岿然而有馀,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这种思想,以退让为主,正是道家的理论,《天下》篇列之于庄周之前,以见其与庄周同为道家之先师。至于《老子》一书,虽冒认老聃之名,并尽量收录老聃之言论,如《天下》篇所引者即见于其书中,但其主要思想,改消极的退让为积极的进取,实为以退为进的思想,与战国后期兴起的黄帝思想多相一致,黄帝思想盛行于齐国,老子思想盛行于楚国,到西汉时,便合称为黄老之学,与完全退让的道家思想分道扬镳了。 变退让为以退为进之思想可为《老子》晚出之明证。如第三十六章:“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些话较《天下》篇所记老聃之语有所发展。第二十二章云:“古之所谓‘曲则全’,岂虚语。”直以老聃的主张为古人之说,更为晚出之证。老聃既深通王官之学,而《老子》书中绝无引及古文献之语,固已可怪,而称引他书或他人之言者则数见不鲜。如第四十一章:“故《建言》有之,明道若味,进道若退,夷道若类,……”高亨先生指出《建言》为书名,并云:“《庄子·人间世》篇有‘法言’,《鹖冠子·天权》篇有‘逸言’,《鬼谷子·谋》篇有‘阴言’,《汉书·艺文志》有‘谰言’,可证明书曰言,古人之通例也。”[31]按第二十四章:“其在《道》曰,馀食赘行。”第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道》与《用兵》皆明为书名。《荀子·解蔽》引有《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管子·乘马》篇变引有《道》曰:“均地分利,使民知时也。”各书所引之《道》与《道经》,似为一书,至少为同类之书。又第五十七与第七十八章皆引“圣人云”,圣人不知为何人,或亦为书名。而第五十四章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管子·牧民》篇云:“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这两段话非常相似,而《老子》之文较《管子》为简练,当为在其影响下而作者。又如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32]这些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习见的,都为《老子》晚出之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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