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多用“吾”、“我”等第一人称，似全书为出于一人之作，然其中有明显的矛盾。如“圣人”一词，即涵义不一。第五章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与天地相对称，又居百姓之上，自然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第五十七章：“圣人云，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第七十章：“是以圣人被褐怀玉。”第七十二章：“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第七十八章：“故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这几处之圣人，在政治上虽未必居高位，而德智皆在众人之上。第十九章则云：“绝圣弃知，民利百倍。”圣人又全被否定了。又时有重复之文。如第四章：“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湛常存。”第五十六章则云：“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些矛盾重复之文，说明其书非一时一人之作，而为集合众说以成书者。
    《古史辨》关于老子讨论之文虽多，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或主其书晚出，如冯友兰等；或维持传统旧说，如胡适等，或别立新解，以为作书之老聃即太史儋，如罗根泽等。其要点在深信《老子》书为老聃所作，而老聃之时代难定。其实诸说忽略了一个主要问题，黄老学派的作者，著书立说而不具本名，多托之于古人，如黄帝、伊尹、太公、鬻熊、太子晋、范蠡、管仲等，老子亦一被托者也。这一派的人不仅著书托之于古人，平日亦不用本名，如河上丈人、黄石公、鹖冠子等，其真名绝无可考。故《老子》书的作者，其真名殆已无从考定，也就不必强求了。
    六、余论与结束语
    在《古史辨》中，可与《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并称的，为顾颉刚先生与杨向奎先生合写的《三皇考》一文，不仅将三皇本身问题疏证明确，并将与之有关的太一、三一、三坟、盘古、女娲、河图、洛书等问题，分别穷根究底，是一篇很成功的论文。用顾先生自己的话说：“三皇问题，这本书固然没有写好，但演变的规模已大略具备，这问题可算是解决了。这问题之所以能解决，全由于这传说起得晚，让我们看清楚其中的机构。五帝问题就没有这样容易。……我以前作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只是秦汉间的五帝，而没有殷周间的五帝。三皇问题与殷周无关，只是秦汉以来宗教史的问题，而不是古代史实问题，所以容许我们作这样原原本本的说明。”[33]这两篇论文成功的原因，都是按照“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原则，并充分掌握资料，仔细分析论述而成。其似是而非者，则为《中国上古史导论》一文，其谬误上文已经论到了。
    我们提到这几个例证，说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符合古史传说的发展规律的，运用得当，一些古史传说的迷雾可以得到澄清；反之，运用失当则迷雾更为加重，真实的古代历史完全成为不可知者。这种情况表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应有一定的限度，传说产生原有一定的史实基础，因时间延续而有发展，于是造成“层累”的形式，层层剥去自是一种学问，而更重要的为透过这些层累的传说找出作为产生传说基础的历史事实。在《古史辨》的工作中，这应作为一个重点，实际上却被忽略了，于是产生了无限度的使用传说分化演变的错误说法，将考辨古史的工作引入歧途，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由于对追求史实真相不够重视，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为破旧有馀，立新不足。顾先生认为“学术界中应当分工”。他说：“至于辨伪方面，还没有许多人参加，……如果我不以此自任，则二千数百年来造作的伪史将永远阻碍了建设的成就。所以即使就时代需要上着想，我也不得不专向这方面做去。”[34]辨伪的工作确为一项“时代的需要”，不过辨伪的目的应为求真，忽略了主要目的，便将失去工作的重点。何谓伪？可分为事与书二大类。传说的情况与事实真相不符合，是为伪事；书的内容与作者及其时代脱节，则为伪书。传说中的伪事发展不绝，构成“层累”的形式；伪书搅乱了时代和作者的真相，成为伪事的旁证。扫除这些虚伪的成分，自然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找出真实的情况，方可收立新之功。如“五帝”一词，自战国以后，即争论不休，其实都已远失其本义。《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将战国以后的争论作了详尽的分析论述，而于其本义则未能指明，这原是不难作到的，因为《荀子》的话很分明，由于不视为重点，便失之交臂了。
    上文已经说到，缺乏求得实际的结论是《古史辨》本身的弱点所在，而讨论活动又局限于少数的专家学者，其实际作用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伪书伪事虽然辨明了不少，而不为多数人所知，在学术界依然有其市场。如引用《尚书》之文为古史作证者，不分今文与古文，最多见者为以伪《古文尚书·胤征》证明夏代仲康时已有日蚀记录。30年代梁启超曾讥笑西洋学者为伪书所愚，“可笑亦可怜也”。[35]不料半个世纪以后，这句话反适用于我们自己的人了。又如有人以“《尚书·正义》”证明古代确有三皇五帝之存在，并说这是存在于唐代的古史资料，其实所引者是伪孔安国的序文；在《尚书》和《正义》之间加上圆点，好象《正义》是《尚书》中的一篇，而不了解《尚书正义》是一部书名。又如有人为青年同志介绍《礼记》，说是《周礼》的注释，可谓望文生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又如《魏书·崔浩传》有一句话：“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这是用了《易·坤卦》初六爻词“履霜坚冰至”的典故，有人整理《魏书》，竟说“坚冰”应作“践冰”，方与“履霜”之文一致。这是偶然记下的几条见于书刊的例证，说明作者和编者对于古籍和古史的无知，达到了令人可惊的地步。因此，《古史辨》的工作虽已陷于停顿，其成果和精神是不可任其消失的。如能端正其方向，在今日批判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中，仍可以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