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对于中国传统史家来说，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让君臣“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也是为士君子的安身立命济世成功提供指导和教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史学乃是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君子和君臣的学问，史学之“学”既有研究撰述之义，又具教养成学之义。在20世纪初，梁启超撰写《新史学》，以“二十四姓之家谱”概论传统史学，痛斥其四蔽二病三恶果，而重新界说史学，此文遂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宣言书和里程碑。然而，梁启超所谓之“新史学”与“中国之旧史”却有一极大相通之处，即史学之“学”兼具研究撰述与教养成学之义，史学既指历史学术又指历史教育。而“新史学”之“新”义，则在于以历史教育养成国民之学，取代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大夫君臣之学，这是梁启超所提倡标举的新的“国民史学”一个最基本的含义。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对史学加以重新界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从表面上看，这无疑是复述作为当时世界学术之主流的实证主义治史原则，然而二者在宗旨上实大异其趣。实证主义史学强调的是求真的科学目标，而梁启超的“国民史学”却肩负着养成中国民众的“国民意识”以建成一新兴近代民族国家的经世大任。梁启超说：“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叙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梁启超：《新史学》）这一“国民发达史”明示着一个民族其运动进化的主要动力乃是全体民众所结成的“人群”，也只有当民众成为民族历史的主要动力时，一个民族的历史才是其“主动力所发”，才是“由内部之涨生”，而非“由外部之支配”。（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这一“国民发达史”的要义大旨在于使一民族之民众自觉意识到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体，从而能主动团结协作，合成一内聚力强大的民族国家，以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与帝国主义相抗，以自救自立于弱肉强食、种族生存竞争的“当今之势”。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梁启超指斥传统史学“不过备君王之浏览”、“皆为朝廷上之君臣所作”，以专制思想摧残民众人格，培养“奴隶根性”，遂使“国民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梁启超：《新史学》）
    不难看出，在新的“国民史学”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实乃一贯之道，“民族意识”、“国家思想”与“公民意识”、“人权思想”、与独立自由的现代主体观念乃是相通相成的。具独立自由之人格，方为“国民”，有自主参与国家政治之意识和能力，才叫“公民”，而民族国家作为“群”，在梁启超看来，乃“别超于个人之上之人格而已”，它是由众多独立自由之人格自由地团结而成的。（梁启超：《新史学》）这位中国民族主义的首倡者，曾这样定义和解释“民族主义”与“国家权利”：“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以不顺从民意。此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国家之权利思想。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梁启超：《新民说》之《论权利思想》）“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承义》）有独立自由之“新民”，才能真正有一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因此之故，梁启超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最终落脚到了“新民”之健全人格的养成，而决非国家观念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在一战前，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归来，思想大变，从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转而对西方现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加以批判，并重新肯认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之后，他更强调历史教育所应发挥的“民族认同”之功用，提出了“国性”说，即中国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需要指出的是，在梁启超的思想里，“中国作为一民族国家如何自立于世界”以及“现代社会之公民的人格素质如何养成”始终是相贯通相承成的，也就是说，他所讲的“国性”只能建基于个体“全人格的觉悟”，只能由“个性”自由地合成。因而，梁启超从此特别重视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加以创造性地转化，特别强调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乳汁教育养成现代中国人之人格，努力使之内化成为现代个体人生的精神养料。辜鸿铭曾这样评价梁启超：“对古老的中国文明之美及其品德价值的深刻了解，对现代欧洲文明的拓展精神与广泛进步理想的敏捷体会，他有能力把它们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将此视为梁启超所企望之“新民”人格的具体内容。由于他把整个历史文化传统都作为养成“新民”人格的资源，在他那里，“人文教育”与“历史教育”是相通一贯的，国文、历史、哲学是人文教育的科目，也是广义的历史教育的科目，总之，都是使人成其为人之“学”。在1922年的一次演讲中，梁启超痛切地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完全没有“情育”和“意育”，而只是一种“贩卖智识杂货店”，决不能负起养成人格之责任。于是，他焦急万分又满怀热望地劝导青年学子：“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梁启超：《为学与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