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从而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开山，但是，民国之后，实证主义史学却着意标榜反对任何实用目的的科学精神，着意将治史的科学目标与经世之用对立起来，这在傅斯年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不过，傅斯年这种主张的大用在于将科学精神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国之后，尤其是在“文革”当中，曾经沦没为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婢从之学，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学界以“科学性”反拨“实用性”，并以此重建史学的自主学术意识，而实证主义史学的精神也就日渐成为主导。于是，在许多人心目中，“实证”与“实用”是截然对立的，“学术”与“经世”是毫不相关甚至水火不容的。在当今的历史学科体制中，历史教育乃历史学中一边缘学科，而它其实更应归属于教育学科。这种对“研究”和“教育”的严格划分，其所对应的现实不只是史学界对历史教育的轻视忽视，更是在整个以科学自我标榜的历史学术中对人的关怀的淡漠和缺席，甚至可以说，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与观念中，并没有给这种关心留有合法位置。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大都没有被教导如何把对现实人生的热情和关怀转化为进行学术研究的创造能力，在我们的头脑中，历史学是得出“客观知识”或“客观规律”的，而非“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自得之学”，学者所追求的“博闻多识”不必有关于、有助于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而一名历史教师也不必将自己从历史中获得的精神滋养以及对历史前途命运的觉察洞见传达于学生，因为这并非其职业所应有之职责。我以为，这种状况不但会使历史学在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教育中难以发挥应有功用，而且可能给历史研究本身带来损害，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根本的动力正在于对人及其生命活动的关切。那么，时至今日，梁启超“新史学”中内涵的以历史养成“新民”人格的大义宗旨，同时也是他一生汲汲切切、念兹在兹的宏图大计，是值得我们重新回顾和认真审思的。也许我们应该使自己面对这样一些“非学术”的、但却是根本的问题：如何在对人生现实的关切与学术问题的提出之间建立互动？如何使研究、教授历史变成对自己的提升和充实，从而成为对他人自觉意识和理性能力的启发与培养？
    在今天，我们的历史教育秉承了梁启超标举的民族主义精神，将爱国主义情操的培养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目标。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时至今日，也未能像梁启超所希望、所主张的那样，真正落实和转化为自由自主之现代主体人格的养成。通行的中学历史教材，就中国史部分而言，其主要内容是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以近代屡遭外强侵略的痛苦经验以及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激发民族自尊自强之心，对于民族英雄和杰出人物则突出其为民族、为国家的献身精神，这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国史的内容仅止于此、全部如此的话，就很可能导致一种误解：将爱国主义教育误以为是对“国家至上”观念的灌输，将民族主义等同于国家主义，从而忽视甚至无视梁启超“民族意识”中所当然包含的自由自主之现代主体观念和公民意识。目前，我国教育界正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就我所理解，素质教育就是人格养成，就是作为精神生命体的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而决非某种具体能力的训练。如果确乎如此的话，那么，素质教育就应该是人文教育，而历史教育无疑是素质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当此之时，梁启超那种以“新民”人格之养成为根本之计的历史教育观，是特别值得我们记取的。历史教育应该能使学生了解并理解自己生活于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在这种了解和理解中，其人的生命意识得以萌发觉悟，道德意识得以树立形成，审美情趣得以陶冶提高，总之，由一自然的人成长而为一社会、文化的人，从“小我”成长而为“大我”。如果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能真正成为人格素质的有机组成，那么，自我统一性人格的建构，同时就是一个人民族意识的树立。
    在今天，梁启超曾深深忧虑的使社会涣散、公共信条失坠的“认同危机”，仍然值得我们关注，而他所企望的能将自由精神与公益精神很好结合的“新民”人格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梁启超所倡导的“国性”与“个性”相贯通以养成的历史教育观，仍然不失为历史教育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