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锋在《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5日）发表文章：《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腐败与世风》说：根除吏治腐败、培育良好世风、提倡为政以德反腐倡廉，历史上从上到下都为良好世风的到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但中国古代社会“人治”政治的特点注定这一切努力如水月镜花，难以见效。尽管如此，前人的努力与挫折、经验与教训仍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
    张富祥在《东方论坛》2003年第4期的文章：《“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中认为：华夏民族滥觞于传说故事上的五帝时代，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日趋成熟，而到虞舜为盟主时，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具备早期华夏国家的雏型。
    杨善群在《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4期发表文章：《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得出六条反证，阐明古文《尚书》绝非编自旧籍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因而对其学术价值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
    赵明正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发表文章：《<史记>人文精神溯源》说：《史记》中的人文精神可以溯源到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潮和理性传统。同时，时代的变迁和人类自身的巨大能量孕育了司马迁的人文思想，在“李陵”之祸后他摆脱了对、制政体和君王的依附关系，从而玉成了他的人文思想。
    舒习龙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上刊发文章：《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杰作：<圣武记>特点与价值》指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与爱国主义思潮和经世思潮紧密相连，《圣武记》开其端绪，奠定了此后纪事本末和当代史、军事史相结合的新趋向，对晚清纪事本末体例和内容产生重大影响。
    靳宝在《南都学坛》2003年第6期发表文章：《论王充的史学功能观》提出：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史学的功能有自己的见解，认识到史学对社会、国家、人生修养等都有重要作用。他提出撰写史书要如实记载，强调史学要有益于国，可补于化。这些理论成就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张剑平在《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3期撰文：《郭沫若古史分期学说的完善及引起的学术论辩》谈到：郭沫若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并非一开始就引错了路，他的古史分期虽然一变再变，但并非一错再错，而是在不断地完善和成熟，逐步接近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面目。
    尚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发表文章：《重新解读希罗多德的失误》说：世人对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历来褒贬不一，贬之者有两个方面：一是希氏《历史》中的史料常流于轻信且重文轻史，二是希氏的作品中神明史观极为浓厚。希氏的作品的确有些不足之处，但希氏更具求真精神且人本史观表现亦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