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要根据历史本身的变化来调整政策措施和人们的行为，以适应历史的新形势。在系统考察周、秦历史发展过程，并对他们各自的施政特点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他引用严安的话对他们的败亡原因作出带根本性的回答：“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注：《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痛切指明不能顺时更化的严重后果。汉成帝曾有意大举修订刑法，但因“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己。是以大议不立”。班固对此深感遗憾，特别批驳了阻隔这一大事的“法难数变”的迂腐之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庸人不达，疑塞治道”（注：《汉书·刑法志》。）。对于桑弘羊其人，班固是很反感的，对他提出的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从根本思想上说，班固也并不十分赞成，但书中却认为这针对武昭时期的社会现状是行之有效的，于是以“据当世，合时变”（注：《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而予以积极的肯定。这些都体现了班固顺时推移的卓越历史见解。
    其二，历史的运行既有变化性，又有连续性，因而人们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于前代遗产的取舍。对前代施行有效、至今仍有价值的东西要努力继承，对于前代应用失败或已过时的东西则应大胆更化。这种有因有革的观点体现了班固历史变化思想的丰富性。“汉承秦制”在历史上具有一定必然性。《汉书》看到了秦代在职官等政治制度上变革的正确性，因而充分肯定汉对此“因循而不革”是“明简易，随时宜也”（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对于秦代刑法的严酷及“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注：《汉书·食货志上》。）的掠民政策，他却认为必须彻底更改，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班固继承了司马迁“承敝易变”的思想，这是马、班同趣的一个例证。
    《汉书》中顺时应变的观点给古代历史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后来的思想家、改革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汉书》中还涉及到了历史变化规律问题。这种涉及也许并非有意为之，但却是很有价值的。
    他赞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注：《汉书·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上》。）的理论命题。在历史考察中，他看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发展到顶点之后，就开始走向衰落，汉代文景到武帝时期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恰到好处地成了这一论证的注脚。而书中阐发的五行学者在对自然界运行进行探索时所作的“物盛必衰，自然之理”（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论断，与此正有互相参证之助。
    在《天文志》中，他重申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虽然这对自然界运行的推论过于武断，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什么事实根据进行论证，但却是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概括总结，是对自然界运行规律的一种积极而大胆的探索。它具有指出自然界处于不断运行状态和自然变化具有周期性特点两个真理性因素。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宇宙观探索中的积极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在这段话后面还有“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注：《汉书·天官书》。）的话，表现出了神秘主义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味道。班固则把这段话删掉，使这一理论结论的真理性更为突出，这是班固在史观上对于司马迁的修正。
    这一理论成果还具有实践意义。人们在对历史变化大趋势作总结或展望时，往往借助这一理论。后来龚自珍、康有为等人为进行社会变革而构建思想体系时，也都吸收了这一成果而加以发展，形成他们新的公羊三世说，成为有力的社会变革理论武器。
    三、重今略古的思想倾向
    班固对古今之变的考察与研究，有稳定的思想基础，显示出一定的理论价值。史学职业提出的观察历史运动的特殊要求，必然会成为史家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动因，一个高水平的史学家总会或多或少从历史运作中体味出其中的真正韵味，从而对历史运动做出某些接近真实合乎规律的阐释。班固作为一个正宗思想较浓、又有很强现实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在思想上确实受到董仲舒天人合一神学思想体系的很深影响，并在《汉书》中有所体现。但也许由于上述原因，在对历史动作趋向的解释上，他却对董仲舒“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注：《汉书·董仲舒传》。）的不变论作了理论修正。基于重今略古的思想，他肯定了历史的发展进步，并对复古倒退思想做了较有力的批判。
    在具体讨论前，我们先要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这样一个怪现象，自从孔子抬出三代，试图托古改制后，人们养成了向后看的思维习惯。三代似乎成了最理想的时代，人们评判是非也往往以三代为标准。在这种占压倒优势的思想倾向下，就是进步的思想家也往往打出尊崇三代的幌子来宣传自己的进步主张。这为评价古人思想带来了一定困难，我们要想判定其真正价值，必须拨除“尊先王”的翳障，而看其精神实质。在《汉书》评论中，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这一原则。
    我们说《汉书》的基本思想倾向是重今略古的，并非无根之谈。对于文景时期的治绩，班固十分欣慕，在书中详细记述了此时经济繁荣、人民康乐和社会蒸蒸向上的兴旺景象。从中我们大可体味出他倾心赞美的热忱。可他犹意有未尽，非要在《景帝纪赞》中公然唱出“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赞美诗来不可。成康是周代的全盛时期，也是儒家认为理想的社会阶段，连孔子这样抱负远大的政治家也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慨叹，把周初当作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社会。对于正宗思想很浓，又以循规蹈矩著称的班固来说，如果没有对文景时期与成康时期社会状况的比较，没有深切的历史感受与卓绝的历史眼光，他是不会作这样并列评价的。宣帝时期的社会，在武帝穷奢极弊之后，又有了新的转机，重新出现了繁荣景象。此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班固对此也深有了解，可这并未影响他对“宣帝中兴”作出“侔德殷宗、周宣”（注：《汉书·宣帝纪赞》。）的总体评价。可见所谓的殷代武丁和周代宣王中兴，在他心目中并没有多少神秘感，宣帝时的中兴完全可以与之媲美。在尊先王意识占有支配地位的汉代社会，能够抬出后王来与之抗衡，这反映了班固历史见解的通达，说明历史发展的观点在他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至于“方今大汉洒埽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注：《汉书·叙传上》。）的评价，更充分说明了他具有后王优于前王，历史是在发展前进的进步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