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的史学思想,是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历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在论述袁宏的史学成就时,都对他的名教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而没有结合他所处的历史背景深入地研究其名教观的特点,对他名教观以外的丰富的史学思想更是缺乏认识。本文通过对袁宏《后汉纪》史论的剖析,旨在构出袁宏整个史学思想的轮廓,以期史学史界同仁的进一步研究。 一 袁宏生于东晋时期的328年。在此之前,自魏就已初露端倪的“玄学之风”,经过“正始之音”、“竹林名士”、“中朝玄学”,开始向玄佛合流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袁宏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玄学在意识形态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时代。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对当时社会的风尚、人们的生活方式等影响之大,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生活在东晋的袁宏,也自然受到玄学的影响,这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 袁宏除著有《后汉纪》、《三国名臣序赞》外,还有《咏史诗》、《东征赋》、《竹林名士传》,后三部皆已失传。《竹林名士传》可以说是一部玄学史,对玄学第二阶段竹林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专门的论述和评论,并把魏晋时期的玄学代表人物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实际上是把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可见,袁宏对玄学是有专门研究的。由于《竹林名士传》已亡佚,其中的观点我们很难窥以全面。 玄学的学风和观点对袁宏的史著也有很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袁宏善于史论。《后汉纪》全书21万字,史论就占了十二分之一,为历来史书所仅见。《后汉纪》的史论都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进行的,带有夹叙夹议的特点。在叙述一个史实或人物时,著者有感而发,就来一段议论。这与《史记》、《汉书》等把史论放在篇末有很大不同。袁宏的史论不拘一格,有的一卷没有一条,有的一卷则有数条。这一特点与玄学的尚思辨、善议论恐怕很有关系。不同的是,玄学家们大都依据《老》、《庄》进行言之无物的抽象思辨,而袁宏的议论则是以历史事实为引发点,阐发他的自然观、社会观。因此,袁宏的史论很能表现他的史学思想。与《史记》、《汉书》相比,袁宏史论总的来看,抽象性更高,他不拘于就事论事,而是就一人一事引出对社会政治带有高度概括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著者在列举了一些论据以后归纳出来的,而是早已为著者所有,遇有适当时机而发。这种多议论及抽象性高的特点,显然受到玄学学风的影响。 第二,袁宏著史的基本目的之一是“笃名教”。“名教”问题一直是玄学论战的基本问题。在史书中,公然申明写史在于“通古今而笃名教”,清楚表明了袁宏的史著与玄学的关系。它是玄学在史学中的反映,即史学同样要解决玄学讨论的问题。当然,“名教”问题是魏晋时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史学和玄学都关心是很自然的。但袁宏认为,笃名教是一切史著的价值所在,并以它作为评价史著优劣的根本标准,他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断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瞻,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己;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①] 袁宏把魏晋时期带有时代特色的“名教”问题,说成是史学的一般问题,恰恰反映了他史著的作品个性--深深受到玄学的影响,是玄学在史学的折光反映。 二 袁宏史学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名教合乎自然。 名教就是西汉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其中心内容就是董仲舒所讲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称之为名教,因为“三纲”只管名不管实,也就是说,不管为君者合不合君道,为臣的要绝对忠于他,因为从“名”上来看,他是君,臣忠君是绝对的。 自东汉末期以来,僵化的“名教”已经引起人们的厌恶。士族的兴起,庄园经济的建立,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玄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讨论名教为契机而出现的。进一步说,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是经学造就了玄学,玄学否定了经学。但玄学对经学的否定,也是在否定中有肯定,纵观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名教虽在“竹林时期”一度被否定过,但时间很短,中朝以后,玄学家们很快就把它与自然协调起来,尤其是郭象的理论,最为完备。 袁宏在《后汉纪·序》中,明确提出了“笃名教”观点,在诸多史论中,反复宣扬名教观念,人们也大都抓住这一点,对袁宏进行批评,而没有注意到袁宏宣扬名教的特点。事实上,袁宏谈名教,是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 《后汉纪·卷二十六》袁宏曰:“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 也就是说,君臣关系是从父子关系来的,“君臣象兹以成器”。袁宏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的核心。他用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与君臣关系相比附,把封建的君臣关系说成“准天地之性”、“合自然之理”,这就把“名教”与“自然”结合起来,即“笃名教”就是“顺自然”,二者没有矛盾。在这里,“自然”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必然、不得不然之意,是与物之“性”、“命”、“无”、“有”等范畴密切相联的概念,不能理解为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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