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的史学思想，是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历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在论述袁宏的史学成就时，都对他的名教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而没有结合他所处的历史背景深入地研究其名教观的特点，对他名教观以外的丰富的史学思想更是缺乏认识。本文通过对袁宏《后汉纪》史论的剖析，旨在构出袁宏整个史学思想的轮廓，以期史学史界同仁的进一步研究。
    一
    袁宏生于东晋时期的328年。在此之前，自魏就已初露端倪的“玄学之风”，经过“正始之音”、“竹林名士”、“中朝玄学”，开始向玄佛合流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袁宏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玄学在意识形态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时代。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对当时社会的风尚、人们的生活方式等影响之大，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生活在东晋的袁宏，也自然受到玄学的影响，这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
    袁宏除著有《后汉纪》、《三国名臣序赞》外，还有《咏史诗》、《东征赋》、《竹林名士传》，后三部皆已失传。《竹林名士传》可以说是一部玄学史，对玄学第二阶段竹林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专门的论述和评论，并把魏晋时期的玄学代表人物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实际上是把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可见，袁宏对玄学是有专门研究的。由于《竹林名士传》已亡佚，其中的观点我们很难窥以全面。
    玄学的学风和观点对袁宏的史著也有很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袁宏善于史论。《后汉纪》全书21万字，史论就占了十二分之一，为历来史书所仅见。《后汉纪》的史论都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进行的，带有夹叙夹议的特点。在叙述一个史实或人物时，著者有感而发，就来一段议论。这与《史记》、《汉书》等把史论放在篇末有很大不同。袁宏的史论不拘一格，有的一卷没有一条，有的一卷则有数条。这一特点与玄学的尚思辨、善议论恐怕很有关系。不同的是，玄学家们大都依据《老》、《庄》进行言之无物的抽象思辨，而袁宏的议论则是以历史事实为引发点，阐发他的自然观、社会观。因此，袁宏的史论很能表现他的史学思想。与《史记》、《汉书》相比，袁宏史论总的来看，抽象性更高，他不拘于就事论事，而是就一人一事引出对社会政治带有高度概括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著者在列举了一些论据以后归纳出来的，而是早已为著者所有，遇有适当时机而发。这种多议论及抽象性高的特点，显然受到玄学学风的影响。
    第二，袁宏著史的基本目的之一是“笃名教”。“名教”问题一直是玄学论战的基本问题。在史书中，公然申明写史在于“通古今而笃名教”，清楚表明了袁宏的史著与玄学的关系。它是玄学在史学中的反映，即史学同样要解决玄学讨论的问题。当然，“名教”问题是魏晋时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史学和玄学都关心是很自然的。但袁宏认为，笃名教是一切史著的价值所在，并以它作为评价史著优劣的根本标准，他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断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瞻，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己；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①]
    袁宏把魏晋时期带有时代特色的“名教”问题，说成是史学的一般问题，恰恰反映了他史著的作品个性--深深受到玄学的影响，是玄学在史学的折光反映。
    二
    袁宏史学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名教合乎自然。
    名教就是西汉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其中心内容就是董仲舒所讲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称之为名教，因为“三纲”只管名不管实，也就是说，不管为君者合不合君道，为臣的要绝对忠于他，因为从“名”上来看，他是君，臣忠君是绝对的。
    自东汉末期以来，僵化的“名教”已经引起人们的厌恶。士族的兴起，庄园经济的建立，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玄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讨论名教为契机而出现的。进一步说，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是经学造就了玄学，玄学否定了经学。但玄学对经学的否定，也是在否定中有肯定，纵观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名教虽在“竹林时期”一度被否定过，但时间很短，中朝以后，玄学家们很快就把它与自然协调起来，尤其是郭象的理论，最为完备。
    袁宏在《后汉纪·序》中，明确提出了“笃名教”观点，在诸多史论中，反复宣扬名教观念，人们也大都抓住这一点，对袁宏进行批评，而没有注意到袁宏宣扬名教的特点。事实上，袁宏谈名教，是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
    《后汉纪·卷二十六》袁宏曰：“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
    也就是说，君臣关系是从父子关系来的，“君臣象兹以成器”。袁宏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的核心。他用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与君臣关系相比附，把封建的君臣关系说成“准天地之性”、“合自然之理”，这就把“名教”与“自然”结合起来，即“笃名教”就是“顺自然”，二者没有矛盾。在这里，“自然”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必然、不得不然之意，是与物之“性”、“命”、“无”、“有”等范畴密切相联的概念，不能理解为自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