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卷六》“袁宏曰”讲的更明确。他说：“自古在昔，有治之始，圣人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故济乱所以为安，而兆安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悦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乐治之心，而顺人物之情者。岂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众兆仰德，治与法违，而可使民氓悦服哉！由是言之，资大顺以临民，上古之道也。通分理以统物，不易之数也。”
    这里，出现了“圣人”立法的问题，袁宏认为圣人立法，也要顺人心。否则，就不能使“民氓悦服”。
    类似的史论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其次，袁宏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要简易、质朴。《后汉纪·卷八》袁宏曰：“夫神道贞一，其用不烦，天地易简，其礼尚质。故藉用白茅，贵其诚素，器用陶匏，取其易从，然则封禅之礼，简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这一段议论，从天地山川，谈到封禅。因天地之性易简，所以人间之礼尚质。“封禅之礼，简易可也”。“石函玉牒”等礼节和耗费，不合天地之性。
    卷十八的史论更是责斥了统治者奢侈浮华的多欲生活，赞扬了上古社会的质朴政治，两者对照，可以看到袁宏的鲜明态度。
    卷九的史论通过赞扬嵇康对于音乐的议论，反映了袁宏对无为政治、崇尚简易的赞美：“善乎！嵇生之言声曰：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数，仰无为之理。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大化通，天下交泰。”
    第三，统治者要注意修心养性，清静无为，切勿多欲、自矜。
    《后汉纪·卷二十二》袁宏曰：“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于事而动，性之用也。故动用万方，参差百品，莫不顺乎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为道者清净无为，少思少欲，冲其心而守之，虽爵以万乘，养以天下，不荣也。”
    卷十四史论：“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之，故修己无求于物，治内不务于外。自小至外，自近及远，树之有本，枝之有叶。”
    就是说，统治者要达到无为而治，最根本的是先修己，自己首先做到清净无为，顺乎道，本乎情。无为观念牢固了，君臣就能够“辨方正位，天下泰然”。
    由于在这方面佛教也有类似的观点，故袁宏对佛教有很高的评价：“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而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佛也。……佛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⑩]
    第四，“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是“君臣穆然，唱和无间”。
    前面谈到郭象在讲无为的时候，说过：皇帝、百官以至庶民，各安其事，各尽其能，就能达到“无为而弥尊也”。袁宏也有类似的思想。对于君臣关系、社会机制的运行，袁宏根据道家思想，也有理想的描绘：
    《后汉纪·卷二十一》袁宏曰：“古之王者，辨方正位，各有其事，在朝者必谏，在野者不言，所以明职分，别亲疏也”。
    卷七袁宏曰：“古之明君，必降己虚求，以近辅佐之臣。所以寄通群方，和睦天人。古之贤臣，必择木集，以佐高世之主。主务宣明，不以道胜而不招；臣务对，不以时艰而不进。及其相遇，若合符契，功高而尊礼其人，师丧而不咎其败。此三代君臣，所以上下休嘉，比德天地”。
    对古代时君政治的赞美，正是他“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抒发。
    第五，治理国家，主张“化其心”，反对滥用刑法。
    在《后汉纪·卷三十》里，袁宏对古时运用刑法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颇不赞同，并讲到了“礼教”的优越性，他说：“礼教则不然，明其善恶，所以潜劝其情，消于未杀也；示以耻辱，所以内化其心，治之未伤也。故过微而不至于著，罪薄而不及于刑也。终入辜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虽残一物之生，刑一人之体，是除天下之害，夫何伤哉！率斯道也，风化可以渐淳，刑罚可以渐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陷刑网，求世休和，焉可得哉！”所以，治理国家的根本办法，还是用“礼”，“内化其心”。
    （四）以阴阳为中介的“天人合一”论。
    《后汉纪·卷十一》袁宏曰：“夫物有方，事有类。阳者从阳，阴者从阴，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天地人物各以理应矣。故干其一物，是亏其气，所犯弥众，所以寒暑不调，四时失序，盖有斯也。古之哲王，知治化本于天理，陶和在于物类。故导之德礼，威以刑戮，使赏心当功，罚本有罪，然后天地群生，穆然文泰。故堑一木，伤一生，有不得其理，以为治道未尽也，而况百姓之命乎？夫致之也有物，则病人也必深；化之也有由，则穰之也有术。是以炎夏余虐，以成水旱之灾也。尧汤抚，足免黎民之患，由斯观之，自三代以下，刑罚失中，枉死无辜几将半，而欲阴阳和调，水旱以时，其可得乎？若能宽以临民，简以役物，罚惧其滥，虽不能万物调畅，同符在昔，免夫甚泰之灾固远矣”。
    这是袁宏“天人合一”理论的集中论述。在这里，袁宏虽然没有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其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天”是指天、地等自然系统，人则是指人事、社会。就是说，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是统一的。“物有方，事有类”，虽然自然和社会非常复杂，但可以将它们划分为阴阳两大类。天、地、人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的，这个“规律”，袁宏称之为“天理”。如果天理遭到破坏，如堑一木，伤一人，就可能导致诸如炎夏余虐，水旱等灾害。如果宽厚以民，无为尚简，慎刑罚，即使不能达到万物调畅，也不会出现大的灾难。这里的“天”，与董仲舒被神化了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天”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不出它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意志。
    在《后汉纪·卷八》，袁宏谈到了封禅的问题，从他的议论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他的“天人合一”思想。袁宏曰：“夫地天者，万物之官府；山川者，云雨之丘墟。万物之生遂，则官府之功大；云雨施其润，则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则功配于天地；泽流一国，则德合于山川。是以王者经略，必以天地为本；诸侯述职，必以山川为主。体而象之，取其陶育；礼而告之，归其宗本”。这就把统治者的治国经略，礼德仁义等与天地山川联系起来。封禅，不过是联结的纽带。
    袁宏的“天人合一”理论有其合理性，自然和社会总是有联系的。但这种联系紧密的程度到底有多大，袁宏没有正确的认识。事实上，自然和社会在联系中还有区别；自然有自然规律，社会有社会规律，二者有相对独立性，把自然的运动与社会的变化混为一谈是荒唐的。袁宏虽然没有完全混为一谈，但他的认识依然是模糊的，所以他不得不借助“封禅”来补充他的理论。可见，袁宏的“天人合一”理论虽然具有唯物的成分，但依然带有神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