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还论述了产生君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说：“《书》称‘协和万邦’，《易》曰‘万国咸宁’。然则诸候之治，建于上古，未有知其所始者也。尝试言之曰：夫百人聚，不乱则散；夫一人为主，则斯治矣。有主则治，无主则乱”[②]这与郭象的观点非常相似，郭象也认为社会必然要产生一个最高统治者，他说：“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③]就是说，人聚在一起，如果没有统治者，结果就是要么乱，要么散。这两种可能都不是人所希望的，这样就必须有一个有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统治者。如果有才能的人很多，那也只能有一个统治者，即使一时没有有才能的人，那也不能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也就是说，不但圣贤统治是合理的，就是愚人统治也是合理的。
    对于维护封建等级制的礼，袁宏认为是圣人根据“自然”之理而制订的。《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夫礼者，治心轨物，用之人道也。其本所由在于爱敬自然，发于心诚而扬于事业者。圣人因其自然，而辅其性情，为之节文，而宣以礼物，于是有尊卑亲疏之序焉”。即是说，礼是圣人根据人的“爱敬自然”的本性而制定的，合乎“自然”。为什么说“其本所由在于爱敬自然”？《后汉纪·卷九》的议论回答了这个问题：“昔圣人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患，躬亲其事，身履其勤，使天下之民，各安性命，而无夭昏之实。是以天下之民，亲而爱之，敬而尊之”。至于为什么出现“圣人”和“天下之民”的差别；袁宏在论中没有涉及，不过从他的逻辑中可推断出来，这也是“自然之理”，因为他说：“男女之别，自然之理”，[④]那么圣人和天下之民的区别也是如此了。就是说，不管怎样，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是符合自然而不能改变的。所以，尽管袁宏承认历史的发展变化，对礼的损益表示赞同，但在礼的根本问题上，他是不让步的，他说：“夫尊卑长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时而变者也。”[⑤]
    对于礼的作用，他也有许多论述，认为“礼备”、“礼顺”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有决定的意义。他说：“夫礼备者德成，礼顺者情泰。德苟成，故能仪刑家室，化流天下；礼敬顺，故能影响无遗，翼宣风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合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顺序，君唱臣和，其至德风教，系乎一人，政化行于四海，无犯礼而王迹彰矣。”[⑥]
    礼作为维护“名教”的工具，其产生也是符合“自然”的。“名教”在东汉末年，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但在魏晋玄学的撞击冲洗下，又恢复了活力。袁宏利用玄学的理论，把“自然”的概念引进来，使名教的地位更加巩固了。“名教”经过魏晋玄学的洗炼，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复归。
    （二）道本儒用的政治理论基础。
    将“儒道”揉合，利用道家的理论，去论证和补充儒家的政治思想，在袁宏史论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其揉合的方式，用他的话说，就是“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后汉纪·卷十二》的史论，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论述：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
    这一大段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谈的是道家的统治思想：以虚无为本，“虚无以应其变”。就是说，社会事物非常繁多，需要很多机构，很多官吏进行管理，国君不能事必亲躬。以国君一人的精力去处理国家事务，即使殚精竭虑，也不免祸乱外作。关键在于用人，国君以不变应万变，这样，国君不动就可以使天下大治，万物自得，这是道家统治的基本思想。第二层谈的是如何利用儒家的统治手段的问题。袁宏认为道家说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儒家谈的是具体做法，而这些具体的做法应符合道家根本原则。他把儒道统一起来，以道为本，以儒为用，道儒并用，这是袁宏“儒道揉合”的基本思想。
    对于司马谈崇尚道家、班固崇尚儒家，他认为都失之于片面：“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二家之说，未知所辩”。[⑦]
    除了以上对道、儒两家的评论，袁宏还评论了阴阳家、名家、法家、墨家等四家，因论述较长，恕不引述。在评论中，他不仅没有责备诸家的不足，而是指出它们都有合理之处。应以道家为本，“随时之迹，总而为治”。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袁宏强调了道儒揉合并用，而不象司马谈有明显的排儒倾向。
    “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基本上概括和反映了袁宏的学术思想倾向和政治思想，是他阐发历史见解和政治见解带有指导性的理论。他的许多史论，都是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
    （三）以无为本，尚简易、顺人心的政治思想。
    这是袁宏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他以道家思想为政治理论基石的体现。对于这一思想，袁宏的议论比较零乱，不容易把握他的全部内涵和内在逻辑。然而，读了郭象关于“无为”的理论，对袁宏的繁杂议论，就能比较容易理出头绪了。
    在《庄子·在宥》中，庄子说：“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郭象注云：“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自为，则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抱道怀朴，任乎必然之极，而天下自宾也”。就是说，无为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默然拱手而坐。无为就是顺自然。每个人都有他的本性，都有他天赋的能力，统治者所要做的事，就是让每个人发挥他的能力，任其自为。每个人都自为，统治者就可以无为了。这种无为，实际上就是有为。有为是效果，无为是手段、是目的。按照郭象的思想，无论什么人，只要是任性而行，都是无为。他说：“天下何所不无为哉？故主上不为冢宰之任，则伊、吕静而司尹矣。冢宰不为百官之所执，则百官静而御事矣。百官不为万民之所务，则万民静而安其业矣。万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则天下之彼我静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及下昆虫，孰能有为而成哉？是故弥无为而弥尊也”[⑧]。就是说，一切人都可以无为，上自皇帝，依次宰相、百官、庶民乃至昆虫，互不干扰，各安其事，本着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份内的事，这样，每个人都能满意。“有为”不能成功，无为才可以成功，所以，越无为越好。
    袁宏在这点上显然受了郭象的影响，他也认为：最高统治者应以无为为本，要无为而治，反对多欲政治。为此，就必须尚简易、顺人心，使人人各安其性，这样，才能“上下休嘉，比德天地”。
    首先，袁宏在史论中，用了很多语言谈了顺人心的问题。顺人心，就是要顺乎人的自然之性情。《后汉纪·卷二十五》袁宏曰：“在溢则激，处平则恬，水之性也。急之则扰，缓之则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无冲激之患。善治人者，虽不为盗，终归刻薄矣。以民心为治者，下虽不时整，终归敦厚矣。”
    卷十七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笃化美俗，率民为善者也。因其自然而不夺其情，民犹有不及者，而况毁礼止哀，灭其天性乎！”
    在史论中，袁宏动辄称赞“古之帝王”如何顺人心，因自然；对秦及以后的“中古之世”，他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就连汉高祖刘邦，他也没有放过：“末世推移，其道不纯，自外入，君臣之契，多不全矣”。[⑨]就是说，刘邦建立汉家之后，残害功臣，独享天下，与三代时“上下休嘉，比德天地”相差远了。